二月十九日，德里克加曼（Derek Jarman）死了，死于艾滋病，死在英国众议院投票决定同性恋合法年龄的前两天，没能再与朋友们共聚在泰晤士河畔的寒风中。那凛冽初春之夜的朵朵烛光，是同性恋者们对平等的合法年龄的期待，是对投票结果的愤怒（在英国，异性恋合法年龄是十六岁，同性恋合法年龄本来是二十一岁，这次投票的结果是降到十八岁，但许多人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年龄是多少，而在于平等不平等），也成了为加曼送葬的挽歌。

德里克加曼，画家、诗人，电影导演，独立制片人，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向来坦率、直言，极有艺术情趣和创造力，又独立于世，桀骜不逊。特别是他发现自己携带艾滋病毒后，更以其真诚、勇毅、智慧，为同性恋者寻求正义和公理，成为先锋艺术家们和年轻是同性恋者们的偶像、精神支柱和行动楷模，却也因此成为这个传统保守国度中许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是主动要求医生对他停止用药的，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皮肤、肌肉都在脱落，然而他却死得极有尊严，表现出超人的耐心、毅力和勇气。虽有人说他死得活该，但更多的人，包括同性恋反对者，却为他一掬钦佩感动之泪。无论如何，他的死，无疑是英国电影界的极大损失。

加曼是英国人，加曼是同性恋者，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事实，也是始终纠缠在他的艺术中的两个主题。他出生于1942年，父亲是皇家空军的官员，加曼从小在意大利和印度的空军基地上长大。他与父亲的关系并不甚好，而母亲早染癌症，全靠加曼和妹妹照顾。加曼自幼钟爱绘画，但父亲却规定他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历史和英文，加曼遵从父命于1963年完成学业，旋即进入Slade艺术学院中学习绘画，加入60年代自由放任的狂欢宴会。他的同学中有当代英国艺术家霍克尼（David Hockney）、普洛克特（Patrick Procktor）、和克拉克（Ossie Clake），在波微广场霍克尼的家中，在德瑞街的艺术实验室中，在圆房子的生活舞场中，他们的音乐越来越狂野了。霍克尼的满头金发在舞场中飞动，加曼仿佛第一次“从很高的跳台跳水下去，”骤然发现“颓废是才智的第一表现”，“每个我认识的人都认识其他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像是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一起”。在此期间，加曼作为一个艺术家小有成功，他参加1967年塔特画廊的青年艺术家画展，1968年在利森画廊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同时，他也写诗，从事舞台设计。到了七十年代，英国导演罗素（Ken Russell）请他设计电影《野蛮的救世主》（The Savage Messiah）和《魔鬼》（The Davil）加曼拍片一直用最简陋最原始的摄影机，背景常布置在画室或伦敦一些废弃的大仓库中，一方面自然是因为作为独立制片人，经费向来是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加曼看来，电影最重要的不是情节、故事，不是场面是否大，而是电影所要表达的导演的思想。他的电影都很个性化，作为一位抽象派的画家，他摄影机下那些如梦如幻的意境，也都很抽象。

1975年，加曼拍摄了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影《塞巴斯蒂安》（Sebastine），这部电影结构松散，叙述了基督教早期圣徒塞巴斯蒂安的一生，他所受的折磨和他的献身精神。三年后，他又拍了《庆典》（Jubilee），把历史引入现实，表现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她的魔术师的陪同下共游七十年代朋克（Punk）的伦敦城，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颓废疯狂的亚文化。这两部新奇的电影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毁誉并至，《塞巴斯蒂安》中，加曼让他的人物都讲拉丁语，配以英文字幕，而且还有许多男子的裸体以及男子同性恋的性爱场面；《庆典》中的伦敦是毁坏、衰败的，女王也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形象，这很让一些自认“身心纯洁”的人受，不了，斥之为“腐败、恶劣、肮脏”。1979年，加曼拍摄了根据莎士比亚剧作改编的《暴风雨》，同样是现实、神话与历史的交融。同时，他也开始酝酿拍摄《卡拉瓦乔》（Caravaggio），然而经费和计划落实，却要在七年以后。

1610年，西西里Porto Ercole的海滩慵懒地伸展在热气中，米凯莱卡拉瓦乔奄奄一息。自从四年前那场在罗马的斗殴之后，他流亡在那波里，在马耳他，在西西里。终于，听到了教皇赦免他的传令，于是，“他收拾了仅有的几样东西，租了条小船打算回罗马，然而在海滩上，他却又无辜被抓了起来，两天后从监狱里出来，他的船已不在那里。在愤怒和绝望中，他在七月酷暑的烈日下沿着沙滩奔跑，希望能看见那条船”，然而他倒下了，牧人们把他抬到山顶，他发着高烧，几天后，他死了。这一年，他39岁。

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最重要的一位画家。黑头发、黑眼睛、深色的皮肤。他的形象是他画笔下的许多画面，他的颜色是他的画面的主调。他粗犷、好斗，总是在寻找计划或是伤害自己，或是伤害他人。他爱女人，更爱男人，最爱的还是他那把从不离身的短剑，他作画不守传统路数，许多后代人受他的影响，却也有人认为他破坏了绘画艺术。从这位自我陶醉、满身不服从、充满勇气和破坏性的卡拉瓦乔身上，加曼仿佛看到了自己。《卡拉瓦乔》是他最珍爱的题材。于是，他在伦敦一间大仓库中重构文艺复兴后的罗马：白门白墙，酒肆草垛的街景；精力过盛，热情暴躁的意大利人。他更在重构卡拉瓦乔的画室和他的一幅幅画面：巨大的画布，石臼中刚磨出的鲜艳的赭红色，阴沉的黑色；手捧水果篮的男孩，被蝎子蛰了手的少年，“年轻人的音乐会”上四位乐手娇润的面颊和颤动的琴弦；还有罗诺其，那位卡拉瓦乔所爱着的最终又被他用短剑刺死的罗诺其，健美、粗俗、贪婪，身披红丝绒扮演着圣马修，扮演施洗约翰。卡拉瓦乔的一幅幅杰作在加曼的摄影机下被重新画过，画面上的人物成了围绕卡拉瓦乔的故事，虽少情节，却惊心动魄。水果鲜花、男人的躯体都透着欲滴的诱惑和欲望；美杜莎头上乱蛇飞舞，颈断处鲜血淋漓，张开的嘴哭《卡拉瓦乔》终于拍完了，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很大成功。这七年中所遇到的阻力，舆论界所施予的种种压力，让加曼对同性恋文化和同性恋权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成了头脑最清醒的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争取者。1986年圣诞节前夕，《卡拉瓦乔》公映之后，加曼去医院做了艾滋病检查，结果不出他所料，是阳性。一个月后，他公开宣布了他的病情。八年之前，很少有人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少有人有勇气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加曼似乎成了第一个公开站出来道出真相的人。以后，有人问他为何当初要这样做，他说：“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为我的自尊。我一生都在力争活得坦白、明了、被人接受，有时，竟发现自己周围的人都那么恐惧、不幸福，他们害怕告诉别人他们生活的真相。所以，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并不是为别人，如果我的作法无意中帮助了一些人，那我会很高兴。”“我不是一个代言人，我只谈我自己。”

于是，死亡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加曼的时间紧迫起来，病情在恶化，但他的创作却进入了旺盛时期。1987年《最后的英格兰》（The Last of England），1988年《战地挽歌》（War Requien），1990年《花园》（The Garden），1991年《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1993年《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直到最后一部影片，他去世前不久拍摄的《蓝色》（Blue）。在拍摄电影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有书出版，自传，日记，电影脚本兼拍摄札记，都是些流畅的散文，笔调很有诗意，也很干净。同时，他又提起画笔作画，在曼城，在伦敦，在日本都举行过画展。

不间断地工作的同时，加曼的生活也有了变化，十几年来，他一直住在伦敦西区（West End）的一间窄小的居室中，西区是多彩多姿的世界，聚集了大大小小的影院剧院酒吧书店，也有索霍（Soho）区形形色色的色情商店，各种各样的人过往，加曼喜欢这大都市活泼多样。80年代末，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便用父亲留下的钱在海边买了一栋渔民的小屋，于是，作为英国人的爱田园、爱园艺的痴性迸发，小屋虽在核电站边，然而它毕竟面临大海，加曼命名之为“希望之屋”，每日锄地拔草，竟将荒地土屋变成了最美丽的花园。他又去海边采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子、石块，精心布置，加曼的花园便不仅有花草，而且也是独具匠心的现代雕塑馆了。如此的乐观，如此的雅兴，很难想象到他是位面对死亡的人，在这个花园中，他不仅制作了电影《花园》，而且出版了厚厚一本1989、1990两年间日记，题为《现代自然》（Modern Nature）。“园艺原本就该是我生活的中心，也许我根本不该闯入电影世界。”花园拂平了他心中的许多骚动，加曼以一种乐观而博大的胸怀面对死亡，“坐在帆布椅上，看着太阳落下，又看着灯塔后晚霞中一轮满月升起，花园中的石头反射着月光，他们能听到我在厨房中轻声歌唱。”（1989年8月15日）《现代自然》不仅是他这两整个银幕上是一片蓝色，只有音乐和一群声音：嘈杂的医院声，喧嚣的海水声，主人公的陈述声。有时是荒诞感中的幽默，“我在一家鞋店前停下，但还是打消了买鞋的念头，脚上这双鞋已足够让我走进死亡了”；有时是对已因艾滋病去世的挚友的怀念，不断重复那些名字，“大卫，霍华德，格雷厄姆，特瑞，保尔……”，“我已没有朋友了，他们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正在死去”；有时是对虚伪社会的愤怒，“虽然有‘与艾滋病共存’的口号，但在与艾滋病的战斗中，我却不会赢。健康人只是利用病毒，而病人必须生存在艾滋病中，人们对艾滋病的知觉提高了，但有些东西却遗失了。现实感被戏剧化埋没，思想失明，变成盲人。”

这是加曼的《蓝色》，没有画面，只是蓝色。《蓝色》是加曼去医院治病的经过，描述了他与艾滋病共存的最后岁月，是不同寻常的对病情的艺术性解释。拍摄这部电影时，加曼几乎已完全失明，他自知，这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