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川：穿越悲凉的AIDS干预(图)   
    作者：王原 

 
来源: 大众日报        发布时间：2007-08-10     



  他是国内多年来倾力在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惟一人士，2000年，他成为国内首位贝利-马丁奖获得者。今年7月1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向他颁发“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这一政府奖项。

  7月21日，记者来到青岛，走进中国最大的同性恋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办公室––青岛大学医学院内一间狭小而简陋的平房办公室，见到了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负责人、主任医师张北川教授。



张北川说自己面对各种不解，总是能保持良好心态。这是7月17日他在北京领奖后发言。

  老师的遭遇

  身为皮肤病学专家的张北川为什么要涉足被很多人视作“禁区”的同性恋研究？

  张教授讲起这段经历，非常动情。他说：“我研究艾滋病易感人群，是在我看到一个人的遭遇开始的。他是皮肤科医生，我的医学启蒙老师秦士德教授，他是我所在医学院里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曾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是中国知识界敢于公开自己同性恋倾向的第一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同情心的医生。”

  “1988年，医学院开始传出他是‘同性恋’，此后五年多时间里，老师遭遇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在巨大压力下，他甚至考虑过自杀。”

  “当时，面对蒙受羞辱的老师，我站出来想为老师辩护，可我发现自己对同性恋讲不出很实在的道理。我意识到，要化解老师遭遇的大难，只有依靠科学。”

  就这样，一个人的遭遇，让张北川开始关注一个人群。1989年，张北川开始研究同性爱现象/人群，并准备写作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现象研究的理论学术著作《同性爱》。

  1994年2月，47万字的《同性爱》问世。张北川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觉得同性恋已被“污名化”，第一次在书名中使用了“同性爱”。这本书当时仅印了5000册，卖了7年，尚余1000多本。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不再把同性恋认定为性变态或心理变态，这比美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晚了整整26年)后，同性恋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几个月之内，余书一销而空。

  一次艰难的人生选择

  《同性爱》出版后，张北川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一个理论问题，该回到自己熟悉的皮肤病性病临床诊疗中去了。

  然而，就在他准备回归临床的时候，一扇沉重的大门在他面前被命运之手缓缓推开了––《同性爱》出版后，一个个由无知、偏见导演的悲情故事随着一封封信件，一个个电话从原本深掩着的大门里涌出，重重地撞在张北川的心上……

  一位同性恋者的母亲当着张北川的面恶狠狠地说自己20岁的儿子：还不如当初别生下来，真不如死了好!

  一位有才华的同性恋画家，迫于社会压力结婚，婚后身心异常痛苦。他想离婚，却遭到妻子和父母的坚决反对，抑郁之下结束了生命。

  “也许是医生职业本能使然，当这一切让我碰到的时候，我想，我们做医生的就要为他们老老实实服务了。”张北川神色凝重。
在秦士德老师的积极支持下，张北川不顾周围人惊诧的目光，毅然将事业的船头转向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预事业。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次选择。

  但是，后来的遭遇却让张北川有些始料不及。

  因为在有些人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面对无知、偏见，张北川骨子里透出择善固执的倔强。张教授2000年搬进了这间简陋的平房。就是在这间小平房，张北川一呆就是7年。

  “2004年，国家科技部/卫生部根据我的申请，给予了我80万元科研经费，并让我承担了这项国家‘十五’攻关课题的负责人。”

  张北川说：“偏见不可怕，科学精神指导的实践能纠正偏见。”

  “常将冷眼读腐恶，每把热血话悲凉。”张北川为自己撰写了一副对联。

  开始健康干预

  就在同性恋者在张北川身边一个个“浮出水面”的同时，艾滋病对中国的压力也在一年年增大。

  一位同性恋者曾万分忧虑地告诉张北川，他的100多位“朋友”中，短短几年内被证实因艾滋病去世或因艾滋病感染而自杀、入院治疗和“下落不明”的已超过10人!大多数同性恋者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制约，被迫已经结婚或将选择与异性结婚。调查表明，国内已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很多人过着多性伴生活……

  “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我国男同性恋者中的艾滋病将很快蔓延至妇女人群和异性恋人群。”张北川忧心忡忡。

  《同性爱》出版后，不少同性恋者写信给他，张北川每封必复，他与200多名男同性恋者建立了联系。

  1997年，张北川第一个在中国开始通过这200多人和他们的朋友进行了对近500名同性恋者的调查，这是中国首次大样本(200个以上)调查并为国际承认。在这之前仅有潘绥铭的1993年165例调查。这项调查相继在卫生部内参、《人民日报》内参发表，中国政府获得了对同性恋人群的完整报告。也就是在1997年，张北川启动了对男同性恋人群的艾滋干预项目。

  从《同性爱》出版到现在，这十几年张北川接触了至少10000名以上同性恋者和他们的亲长、配偶。

  从1997年夏季开始，张北川开始筹划一本小小的健康干预资料。当时，一位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问询中国艾滋病情况，并告知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旧金山等美国大城市的男同性恋者中艾滋病感染率达40%以上，数十万男同性恋者死于艾滋。如果中国不动作，悲剧必会重演。这位留学生和另外两人向张北川捐款5000元，这是《朋友通信》的第一笔资金。

  后经北京一位专家建议，张北川向美国福特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最后终于获得福特基金会的支持。

  张教授的健康干预项目，由美国福特基金会主要资助，并得到国家卫生部、科技部、中国疾控和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世界艾滋病基金会、亚太区艾滋服务网络等的支持和资助。项目组的参与者中包括了国内近十个学科的一流专家，其中多数人是国内所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心灵的奖赏

  在张北川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新一旧两个大柜子，那里面有中国防治艾滋病运动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上万封同性恋者的来信。而在他办公室的电脑里，更是保存着无数同性恋者及其亲友的电子邮件。

  2002年，云南省有一个国家级男艾滋病干预项目，整整半年，课题组找不到同性恋者，为了帮助这个项目，张北川给与他保持联系的20位“朋友”发了信……局面很快打开!

  在大量同性恋者眼中，张北川三个字代表着希望、信任和安慰。他每到一个城市，许多平日里小心翼翼隐瞒自己身份的“圈里人”，想方设法要见他一面，倾诉苦恼或寻求帮助……

  这些年里，为了争得更多人对同性恋健康干预事业的理解、支持，张北川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提起这些，张北川淡淡一笑，说：“其实，我们只是做了很有限的一点工作，但我们得到了心灵的奖赏。”

  “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子。”张北川说，贝利-马丁基金会的赞助，他一直“攒”着，就是希望能把钱用在刀刃上。2001年，当他得知很多医生和同性恋志愿者想为控制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做些事情，却苦于没有资源时，他在几个大城市资助发起了同性恋社区艾滋干预项目，如今项目组已扩展到16个城市，而且都各自有了影响。他们最近所作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积极开展艾滋病干预后，同性恋群体中24.6%的人减少了同性性伴的数量，曾与陌生男性发生性行为者中67.9%的人减少了这种行为，使用安全套的人明显增多。据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介绍，相比于2003年，2006年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50%。

  记者翻开案头那本《同性爱》，《前言》中的一段话深深吸引了我：“本书写作期间，当年农村插队的生活场景常常重现心头：夜半朔风呼啸，窗纸瑟瑟做响，屋内寒意逼人，油灯荧荧如豆。土炕上的矮桌前，我披衣苦读，每有所得，心头就泛起喜悦的波澜。……

  十几年来，为追求科学真理我奋力攀登，惟疲惫之极才驻足小憩。每每回首身后的路，脑海中便清晰地浮现出遥远的以往。我多次体味到那博大深沉的快乐：‘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相关链接：/zhxw/zxzx/xwbd/2460.htm

  7月1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在北京向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左一)和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右一)颁发政府奖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