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的局限性

    相对于男女性关系和婚姻，同性恋和同性关系的史料大大匮乏。

    由于人类各个民族都曾经走过生育崇拜的阶段，而且这种意识现在仍然有著残余影响，因此同性恋几乎在各个社会都受到过压制，这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困难。

    一方面是史料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严谨研究所应该恪守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之一就是对不具有代表性的个例的舍弃。各地的史料中都有零星的有关同性性行为或同性性关系的记载，比如惩罚纪录和趣事轶闻，等等，一些民间小调中也会出现只言片句的调侃段子。然而，假如这些记载缺乏系统性，那么也难以成为跨文化研究的实证材料。

    帝王将相和王公贵族可以利用强权从其他同性那里获得肉体满足，这在一方面可以说明同性性欲望的客观存在，但这种事例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有多大，还有待斟酌。

    我们在前面曾经质疑现代社会的同性恋定义对于其它时代的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的适用性，这并不意味著同性恋研究将毫无底线，而这底线就是同性间的性接触或者性接触欲望的存在。很多文化中的同性关系并不以性接触为手段或者目的。藏族作家加西央热在报告文学作品《西藏最后的驮队》中，讲到藏民驮盐队由清一色的男子组成临时家庭，团队的成员有著各自的职位，包括“爸爸”、“妈妈”、“法官”，等等。张胡子的“妈妈”顿珠(女性的名字)每天要负责生火、烧茶、倒茶、烧饭，等等。驮盐队要严守戒律，要拒绝女色，但驮队成员之间又经常开一些跟性有关的玩笑。藏北驮盐队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类学研究者的兴趣，以上简略的文字里似乎也让人“闻”到一些同性恋的味道，但假如对藏族驮盐队的生存状况略加了解后，就知道这种学术敏感只能局限于社会性别领域内，没有必要将之纳入同性恋的讨论和研究范围。另外一个例子是传说中在黑海至西北部非洲出现过的亚马逊娘子军，虽然这些骁勇的女战士已经成为现代女同性恋的代名词，但没有史料表明亚马逊女将之间或和她们其他女性之间的普遍有著同性性关系。因此，将亚马逊女将作为跨文化同性恋研究的对象是不适合的。

    ◇ 跨文化同性恋的两种主要形态

    即使排除两情相悦，跨文化研究仍然主要呈现了两种不同形态的同性关系，一个是基于双方年龄差距的同性恋，另一个是基于改变社会性别后而与同生物性别的他人发生同性关系。

    1)基于双方年龄差距的同性恋

    文首提到的桑比亚部落的同性恋在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大洋洲的一些土著部落，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仍然存在。这种约定俗成的同性恋关系通常发生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两方，而且通常在年长男子和未婚妻的弟弟之间发生，未来的姐夫相当于担任弟弟的教导者，帮助后者成长。通常的情况是，男孩十岁时参加只有男性部落成员容许进入的入会仪式，未来的姐夫正式成为其教导者。其后两人就保持伴侣关系，弟弟方在性行为中充当被动方，比如允许对方插入，为对方提供口交，但性行为本身并不以快感为焦点，而是通过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获得成长的营养。

    弟弟在性行为中担任的角色并非在一生中一成不变，在他成人之后，就会脱离与年长者的同性关系，并开始寻找一位比自己年少的男性，成为对方的导师，从而开始了另一轮传帮带性质的同性关系。

    欧美社会的文化认为，从事男性性行为将使人丧失男性气概，尤其是在性行为中担任被动的一方，因此被动方常常被视为耻辱。但波利尼西亚的文化则认为，在同性性行为中担任被动方，获取年长者的精液，这是获得男性气概和成长的必经过程。

文化的影响也赋予同性性关系一定的精神涵义。古希腊的文明崇尚高尚的人格和哲学，虽然对美少年的赞誉见诸于很多文献。这种对精神层面的注重也反映在当时同性恋文化中，比如年轻男子可以通过想男性长者奉献青春肉体来获取智慧和知识，但他在性行为时，不应该体验到肉体的快感，不然就将使性爱的精神内涵褪色。

    爱琴海地区的克里特岛上的少年必须被一位成年男性“绑架”，绑架后与成年者共同生活两个月，绑架者会给年少者送礼物，期间会一起狩猎，等等，以帮助其成长。但绑架者在选择男孩时，相貌并非最重要，只有勇猛的个性是最受敬重的。

    与克里特岛近邻的斯巴达人则更进一步，男性公民年幼起就开始接受封闭式的军事训练，并与军营中的年长男性建立同性伴侣关系，这种关系即使在一方结婚后仍然保持。即使结婚后，与妻子行房仍然只是为后代延续而尽责，丈夫半夜后仍然会赶往同性伴侣那里，而那些无法履行生育义务的男性将无法再接触到年轻男性。现代文明往往将同性恋视为对男权的挑战，但古希腊的男同性恋则是男权至上的表现之一。

    十三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曼姆鲁克军政权也推行类似于斯巴达的军事传统，该国的女性地位相对有所提高，军人妻子可以向国家领取俸银，但子女无法继承父母的遗产。未成年男性往往被送入军营进行训练，军营里有太监担任看守，虽然军官常拿太监来满足性欲，但少年男性也经常充当这种工具。有趣的是，即使曼姆鲁军政权也重美色，比如高官选择的保镖一般都是美少年。

    奥托曼土耳其帝国期间，将年轻男孩根据外貌和才能分等级，最高级别的可以伺候皇族，最低的则成为工匠。由于等级区分一般往往只有一次测试的机会，才能等内秀就难以显现，因此相貌往往成为等级区别的最重要标准，一些漂亮男性侍从充当男性皇族成员的性工具。

    亚洲地区的历史文献也不乏这种跨文化的同性恋记载，比如发生朝鲜帝王与花郎之间，西藏僧侣间，日本僧侣间，日本武士间，等等。

    日本武士的师父被比作剑，徒弟是鞘，剑要入鞘，暗喻师徒间的同性性关系。

    十四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意大利北部兴起，当时已经出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威尼斯等城邦已经有著较为密集的人口，还有很多作坊，吸引了很多来自农村青年前来求职，当时的体操馆和击剑馆就是自发的“渔场”，画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曾经与年轻模特儿发生性关系。同性恋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官方文献有不少关于同性性行为受到惩罚的记录，例如达芬奇就有此遭遇。

    南非黑人矿工中的临时性同性伴侣家庭，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矿工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收入相对丰厚，而且他们往往远离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与少年男子(有时候是二十出头的青年男子)组成临时家庭，甚至还会举行同性婚礼，这些少男被称为“少男老婆”(boy wife)，但两人一般只做夹股性交，而且少男在性交时不能射精。丈夫在矿上劳作，少男“老婆”把理家务，丈夫还会给他们零用钱。矿工间也发生为某位少男争风吃醋的事例情。待到少男长出胡子后，即被视为成人，从此他要靠自己的能力来谋生，并可以寻觅比自己年轻的少男做“老婆”。矿工与“少男老婆”这种同性关系的产生有其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原因，首先是矿区的女性人数相对稀少，而且性病感染率极高，因此矿工一般远离当地女性，于是少男就成为妻子的替代品。而从少年的角度出发，很多人将当矿工“老婆”作为青少年时期的过渡性安排，一方面维持生计，另一方可能会有所积蓄，为日后其它打算做些准备。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期，广东珠江三角州地区就出现了自梳女的现象。与其它地方的中国女性不同，这些地区的女性有较多的受教育机会，而且可以自由出外打工。也有的是为了逃避家乡的包办婚姻而出外谋生，她们完全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性。很多姐妹相互结合为家庭，自梳意味著用不婚嫁(嫁人时由别人来为自己梳头)，她们之间的性被称为“磨豆腐”。自梳女自组家庭后，在成员年龄增大或者临近退休时，她们会招刚刚离家的一些年轻女子入门。

    2)一方变换社会性别

    通过一方改变社会性别，两位生物性别相同的成员建立的同性关系时，则往往要求一方具有强烈的男子气概，而另一方则体现异性的行为特征，比如穿女装、做家务、行缝纫，等等。在女性同性关系中，一方往往著男装，并从事男性的劳作如耕作和狩猎，甚至出征打仗。

    拉丁美洲文化受天主教影响，认为同性恋行为有辱身份，尤其是被插入者往往受到社会歧视，并被视为成为了女人，而主动的插入者并不被视为同性恋者。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一些寻求性满足的被动方会付钱要求其他男人插入自己，而同样的主动方男人在插入女性时，则是向女性付钱。这就造成了以下现象，一些在性行为中担任主动方和被动方的同性伴侣共同生活时，往往是性行为中的被动方(即社会性别被视为属於女性)出外工作，以养活被视为男性的主动方。一些同性恋者在寻找性夥伴时，甚至会故意显出“娘娘腔”，以此引起有兴趣对象的注意力。即使他们在性行为中是行插入动作的主动方。

    和以上现象呈现对称的是美国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时，一些外表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和外表阴柔的女子结成伴侣后，由于前者在劳工市场求职受到一定的限制，她们就更有可能呆在家里，让外表阴柔的一方出外工作，比如担任办公室秘书等职，以此维持两人的生计。而这些所谓的“男人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也比较男性化，除了个性表达外，她们也借此来吸引潜在性对象的注意力。

有些人会因为职业原因而改变社会性别，并因此可能发生同性性关系。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殖民者来到秘鲁时，认为当地帕巴亚族男人中“盛行鸡奸”，因为当地一些宗教神庙中的男祭司会与朝拜者发生性关系。这些男祭司不仅身著女装，举止言谈也很女性化，他们从小就被送入神庙，专门从事这一行业。

    十八世纪，当欧洲探险家第一次来到南太平洋社会群岛的塔希提岛时，发现当地有一个名为“马乎”(mahu)特殊的人群。这些男性选择女性的身份生活，他们穿女装，留长发，模仿女性的举止和说话强调，并接受男性的追求，但从来不和女性交媾。不过在每个村落里，马乎的人数不会超过一名，只有当他去世时，才会有另外一名马乎出现。那些与马乎发生性关系的人不会被视为同性恋，也不会受当地人另眼相看，而当地人认为马乎之所以如此，纯属天生。

    十九世纪末期，俄罗斯大学生弗拉基米尔·波哥拉斯因为参加反沙皇政治活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楚克基地区(Chukchih)，他发现当地的一些家庭都有“家庭巫师”，特别在一些子女众多而又比较富裕的大家庭中，这些家庭并不会因为一个儿子成为巫师而损失劳动力，而且认为这样反而可以使整个家庭受到庇护。

    据说，这些巫师通常在少年初期受到神谕，暗示他们应该走上这条道路。他们正式做出决定后，还需要经过四个步骤才能正式成为巫师。第一步是留起长发，并结起辫子，第二步是换上女装，第三步是模仿女性举止，包括她们的说法腔调，并开始学习缝纫，等等。此时，他们已经完全被当地人视为女性，而且被视为比一般女性更具魅力，成为当地未婚男子争相追逐的婚姻对象。第四步则是挑选中意的男子结婚，开始过夫妻生活。

    波哥拉斯在与一些巫师的接触时了解到，一些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幻想和男性一起，尤其巫师可以任意选挑当地男子作为丈夫，这对他们来说甚具诱惑力。一些学者认为，多子家庭产生一个同性恋儿子的概率也较大，他们少年时代所受的神谕无非就是同性恋欲望，而当地的文化允许他们通过改变社会性别来获得和其他男子共同生活的机会。

    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在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里，仍然能够看到一些被称为“伯达奇”(berdache)的特殊人群，伯达奇原意为“双重精神”(two-spirit)，即集两性于一体。八十年代末，人类学家威尔 罗斯科(Will Roscoe)经过详尽整理，发现北美的157个印第安部落里有从男性转为女性的伯达奇，而又50个部落里则曾存在从女性转为男性的伯达奇。一些印第安孩子从小显露出异性倾向时，族人会对他们进行测试，比如让他们在男人用的弓箭和女人用的背带中选择一物，以此决定他们今后的性别。他们一般还与部落中的异性结成夫妻，组成家庭，从事一部分异性劳作，比如男伯达奇做缝纫，女伯达奇野外狩猎，但有些职业则非伯达奇莫属，比如料理尸体，主持宗教仪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伯达奇在印第安人中深受敬重。

    不管是西伯利亚的巫师，还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伯达奇，现在都已经绝迹，但目前还可以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找到另一个变换社会性别的特殊群体，他们就是“海吉拉”(hijra)。

    海吉拉在乌尔都语中意为“性无能者”，是个阳性名词，着重表明当事者对女性没有性能力和生育能力。海吉拉中绝大多数是两性人或变性人，他们在历史上是个宗教阶层，其崇拜的对象是母神巴呼卡拉 玛塔，在印度教中专司婚姻和生育。印度北部和孟加拉国的一些地区，妇女们向玛塔祈祷，以求早生贵子。成为海吉拉的人发誓放弃物欲，永守清贫。除了极少数的两性人和从未有过月经来潮的女性之外，绝大多数海吉拉人由生理条件正常的男性受阉而成，但也有一部分是未受阉的男性。海吉拉人曾在历史上侍奉过国王，但现在主要为新婚夫妇和新生男婴祝福。但由于这种营生难以维持生计，很多海吉拉还从事卖淫，嫖客中包括很多男同性恋者。值得一提的是，海吉拉人虽然在印度社会颇受歧视，但他们在圈内形成了互助机制，中青年的海吉拉会负担丧失劳动力的老年海吉拉的生活。

    ◇ 现代同性恋关系

    现代意义的同性恋者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1)独特的群体意识；2)基于同性性爱的亚文化；3)同性关系中的双方地位较为平等，不再牵涉到对年少者的征服或者一方变换社会性别；4)具有建立忠诚伴侣关系的可能。

    各学科的发展使欲望成为频受关注和研究的话题。虽然同性恋包括同性恋欲望和同性恋行为，但我们在关注现代文明前的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时，往往难以在欲望方面做出充分的探究，而只能着眼与行为和关系。在现代社会，一个对同性怀有欲望的人即使没有经历过同性性行为，仍然可以通过书籍和媒体等了解到同类人的存在，当金赛的《美国男性性行为研究》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表时，很多男同性恋者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并不孤单，虽然他们并没有见过其他同性恋者──这就是个人对于群体的认同，而这个认同与知识、资讯和媒体的发展是息息相关，但现代文明前的社会缺乏这些条件，因此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在某个区域也许存在，并可能受到旁人接受，但他们的的自我认同受塑于所处的社会环境，比如楚克基地区对同性怀有欲望的少年会通过改变自己的社会性别来为个人生活做准备，并认为这是和同性相守一生的唯一方式。

同性恋(homosexuality)一词的创立确定了这个以同性为性欲望对象的群体，虽然早期曾经经历过罪行化或者病理化的不良待遇，但到今日，已经出现了为同性恋者服务的机构、公司和团体，并有了族群的象征物，比如彩虹旗。当然，同性恋群体中有的人强调同性恋欲望为基础的有别于主流群体的独特性，有的则更关注自己作为社会成员，与主流社会的共通性，比如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诉求。不管他们是否参与到同性恋群体活动，比如光顾同性恋酒吧、现身同性恋聚会、加入同性恋团体，不管他们对于自身的性倾向深怀自豪而加以充份表达，还是出于羞愧而加以抑制，他们都明白自己是某一群体中的一员，而这些群体中具有相似的基于同性恋欲望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由于世界很多国家都先后走过或者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因此同性恋在各国和各地区引起社会关注，事出必然。同性恋人群渐出水面的同时，在成员相互识知并产生沟通后，在群体意识的作用下，借助工业和城市发展，同性恋文化开始形成，但初期时有较强的地下色彩，比如最初的渔场一般是公园和车站等公共场所的某个角落(比如树林和厕所)，但异性恋者经过时也不会发生；同性恋酒吧一般靠圈内人口传，不会在报上登广告；一些杂志刊登以全裸或者半裸男子的相片为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名为标榜男性体格美，实为以男同性恋者为主要读者对象。

    同性恋文化走出地下，走向公开，这是同性恋行为的非罪化的必然结果，但同性恋文化刚从地下走向公开时，虽然有法律的保护，但仍然面临著主流社会的不解和排斥，这更凸显了同性恋文化的反叛色彩，并可能加剧同性恋人群与主流人群的对立情绪，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对同性婚姻诉求的不屑以至排斥。但在言论自由和法律保护的社会大环境里，同性恋书刊、同性恋媒体、同性恋电影和同性恋酒吧频繁出现，其它表现形式包括以同性恋者为主的教会以及主流教会中的同性恋者活动分部、同性恋合唱团，等等。同性恋场所的信息往往可以在当地的同性恋媒体上找到，粉红三角等一些曾经用以羞辱同性恋的烙印标记在反叛精神的作用下，演变成同性恋者自我认同和感到自豪的群体标记。随著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下，同性恋者不再需要去特定的具体场所(比如酒吧和露天公园)来相互结识和沟通，两位同性恋朋友可以远隔重洋，但互联网和电话可以使他们的交流犹如近在咫尺。

    同性恋文化与主流文化交汇的新现象之一是“粉红经济”，即将同性恋者视为消费者，向他们推销产品和服务，而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厂商或个人并不一定是同性恋者。

    在现代社会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同性伴侣关系或者是基于权力的不平衡，比如年龄差异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或者是一方变换社会性别员。不过，按照目前的标准来看，这些与印第安伯达奇或者西伯利亚楚克基地区的巫师结成伴侣的丈夫，都应该是异性恋者，夫妻互相将对方视为异性，而非同性，伴侣间的性生活也遵循一定的规则，比如伯达奇和楚克基巫师就是担任女性角色，他们不会寻找同类人来共组家庭。但在现代社会，同性恋者很少会找异性恋者来建立伴侣家庭。

    从性行为来看，虽然一些同性恋者可能会有自己偏爱的做爱方式，但很多人在性行为上并不定位于主动或被动的固定而单一的角色，虽然很多外人总是认为同性伴侣中肯定是一人扮男，一人扮女。

    近几十年来，欧美国家的同性恋者对于忠诚伴侣关系的响应和相应的法律承认诉求蔚然成风，这与同性恋人群日益走向公开、同性恋社区的扩大和同性恋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刚刚获得解放时的激烈反叛受到艾滋病蔓延的挫折后的反思产物。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同性恋者平等权益意识的觉醒和争取，离不开个人权益进步和婚姻性质发展的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自由恋爱使人们日益将选择伴侣视为一种个人权益并受到法律保护，婚姻所附带的一系列权益和义务也为同性恋者所要求，等等。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养老和医疗等个人事宜已经日益由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的形式来承担，同时公民可以通过个人理财和投资来为退休后生活做出安排，从而减轻了儿女对父母的赡养负担。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个负担对很多公民来说，已经基本不存在。一旦摆脱了生育，同性恋者更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欲望来选择伴侣，安排生活，其中包括单身或建立同性伴侣家庭。随著主流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敌意的日益减低，两者之间“相互改造”的结果使同性恋人群日益在公开身份的情况下也能够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并成为有机的一部分，虽然也有一些激进派同性恋活动家认为认为这种类似于“招安”的发展使同性恋群体锐气皆失。

    Gay在英语里的原意是“快乐”，现在普遍被用来指代“同性恋”。南亚的同性恋者引用当地语言中表示“快乐”的Kusch一词来自我标识；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小说《禁色》中，描绘了一个五十年代初的日本同性恋聚会，就称之为gei pati；传统上，拉丁美洲一些在同性性行为中主动的插入方一般不会被视为异类，而主动方也会被视为同性恋，而从事同性性行为的人也不再简单地被分为主动方或者被动方，而是以随意变换角色；二十年前的中国街头，男孩之间的勾肩搭背司空见惯，并不引人侧目，而如今却可能被旁人怀疑为同性恋。

    在现代社会之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史料罗列出全球各地不同文化环境里的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的存在，但这些存在相对孤立，几乎互不识知。同性恋者平等权益日益普及的今天，借助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全球化的趋势是否将使各地的同性恋人群在性欲望和性表达方面趋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给出答案，但大致可以说是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联合作用的结果。同性恋是罪恶或病态的观念首先在欧美一些国家中产生，后来传到了很多其它国家，影响著这些国家对于同性性爱的看法，但影响的强弱则造成了不同的结果：天主教和东正教对于同性恋的严格禁止使拉美和东欧国家对同性恋的歧视远甚西欧和北欧很多国家；印度虽然一直以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而自豪，但英国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法律使男同性恋行为至今被列为非法；新加坡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和欧美国家取得了同步，但同样的英殖民影响使同性恋行为尚未获得合法地位；对照之下，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曾经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而佛教对于同性恋的相对宽容使泰国在很多人看来是亚洲的同性恋天堂；日本目前虽然有一些公开活动的同性恋团体，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使很多同性恋者最终都与异性结婚，而法律从来不曾将同性恋行为列为非法，这又使日本的同性恋权益活动缺乏欧美国家所有的对抗性和叛逆性。这些是都是跨文化研究值得关注的议题。

太长了，看的眼睛都疼了

确实是，现在的同性恋的权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关注同志的权益的!

就是要这样。

资料够丰富

二言怎么消失了?

中国比较特殊

呵呵，已阅!

辛苦了

有机会我也要参加!!!!!!!!!

位于大洋洲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桑比亚部落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相对较少，

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心理状态被视为比较接近人类原始生态，

因此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桑比亚一直是人类学家研究人类早期文明的理想地区。

直至七十年代中后期，桑比亚部落仍然保持著以下传统：

青少年男子会由一位年长男子引导其成长，两人保持长达数年的同性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伯特·赫特来到该地进行实地考察时，

向当地人谈起了自己和同性伴侣共建家庭和白头到老的设想，对男性间性关系习以为常的桑比亚人却感到大惑不解。

与此相对称的是，虽然很多学者将古希腊视为“同性恋的辉煌时代”，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则称当时的同性恋情为“一种疑难的性关系”，

虽然他频繁高声呼吁同性恋者的自我解放。

何谓“疑难”？在古希□的同性性关系中，年少者向年长者奉献青春，年长者则向少者传授智慧，

这与我们当今基于性欲望和性兴奋的同性爱恋迥然不同，当现代人用现代目光来看待古希腊的同性爱恋时，不免也是心生疑惑。

不管是现代人还是远离工业社会的土著居民，他们在看待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时，

都无法脱离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在此环境中培养的思维与观念。

当我们将现代社会所理解的同性恋套用在其它时代、其它文化的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时，我们熟稔得驾轻就熟的定义和观念就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局限性。

　◇ 爱恋/伴侣关系的历史演变

　我们现在谈起同性恋，总会联想到对同性的性欲望和基于这种欲望的性表达，如爱慕的目光、接吻和性行为，再还有同性恋者平等权益如同性婚姻，等等。

当我们探询有别于现代社会的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时，是否也应该持这种标准呢？

在谈及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时，让我们首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异性恋和异性伴侣/配偶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类从最初的群婚制过渡到后来的一夫多妻(有时也有一妻多夫)，再发展到目前的一夫一妻制，走过了漫长的几万年。

婚姻最初是为部落的延续提供劳力，为抵抗外族侵犯提供兵力。

随著私有制的发展，家庭开始建立，但此时的夫妻和家庭更是一种经济联合体。

美国哲学家罗伯特·索罗门认为，男欢女爱的爱情起始于十八世纪，是工业化的产物，以个人经济独立为先决条件之一，而个人经济的独立又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生活权益受到社会承认有关。

这此之前，婚姻在更大意义上是配偶之间的一种经济合同，这个合同不仅牵涉到夫妇双方，同时还有子女，比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这些义务不一定由具体的法律做出明确规定，但已经是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

当我们用当今倍受推崇的两情相悦来看待历史上的异性恋和男女结合，

那么我们只能大失所望，历史上绝大多数桩婚姻都将被视为无效，

因为自由恋爱的兴起也是工业化和个人经济独立的结果，而在这之前，所谓的男欢女爱几乎只是局限于权贵阶层的特权。

诚如我们不能以现代社会的目光来认定历史上的婚姻肯定基于男欢女爱，

我们也难以用同性恋电影或小说里的情爱描述来衡定现代文明前的同性恋情和同性关系。

现在让我们再来审视一下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环境条件，这方面的了解对于进行同性恋的跨文化研究有著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社会在十七世纪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大量农村劳力涌入城市。

随著城市规模的扩大，男性人口的剧增缩短了人际间距离，使男性间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供男同性恋者光顾的“渔场”开始在露天场所如公园和车站等地产生，为男性客户提供性服务的男妓也应运而生，

一些中上层阶级的人士也卷入了有关诽闻甚至丑闻，同性性行为开始成为一种“社会问题”。

当时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医学界更有能力通过扩大服务对象来扩展自己的权力范畴，

而行为科学的兴起使人类的性行为成为新兴的研究对象，有关同性恋的法律和医学资料日益积累，“同性恋”的概念开始被建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