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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生活中，我们是从来不这样称我们的大姐夫的。大概从第一次知道他是我们的姐夫的时候起，我和阿蓓就亲昵地叫他为“友廷阿哥”，这样一叫，竟然叫了40多年!

别看友廷阿哥现在这样满头银发，一开口就乐呵呵的样子，刚跟我大姐找对象的时候的他可帅气着呢!那年月，军人是最受人尊敬最受年轻姑娘们倾慕的，更何况他是个读过大学的搞技术的海军军官!所以，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老爱拿“我姐夫是个海军军官”向我的小伙伴夸口，也就每每引来她们羡慕的目光。

大凡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含蓄和怕羞，所以大姐和姐夫刚谈上对象时出去约会各自总要拖上个“小舢板”——姐夫带上他的侄子宣伟，而大姐则带上小妹阿蓓。我也就常为此而心生嫉妒，所幸的是我也曾好几次被带姐夫愚园路的家做客，由此让我见识了与我们南市棚户区截然不同的“上只角”花园洋房，结识了宣伟宣兰等小朋友，得以疯玩上整个下午。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奶奶——姐夫的老妈妈，她也跟现在的姐夫一样整日乐呵呵的，总给我们吃许多好吃的，玩许多好玩的，仁慈极了。

后来，姐夫从定海调回了上海，他们在三楼安了家。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灶吃的饭，但由于姐夫的宽容和大度，大姐家的门对我们来说是从来不关上的。我和阿蓓也从来不把姐夫当外人，一有空就往三楼跑。常常是姐夫下班回来走进房间，我们还照样大大咧咧地坐在地板上，把东西摊得满地都是；他却毫无愠色，呵呵地笑着，放下包，挽起袖子做他的饭去了。姐夫做的菜我们是最爱吃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置楼下妈妈的喊声于不顾，故意找借口赖在姐夫家不走。

俗话说，女婿是娇客，重言重语说不得。但对于大姐夫来说，即使丈母娘要“说”他，也是几乎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他的脾气实在太好了，又特别勤快，做什么像什么，为此妈妈一直对他赞赏有加。他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爱吸烟了，为此大姐老与他闹别扭。突然有一阵子，姐夫说要戒烟了，还说要用戒烟省下来的钱买一辆自行车，后来也真买了一辆崭新的轻便车，但不久又找了个借口(好像是说能解胃痛)就又给吸上了。至于文革中遭隔离审查，以烟解闷，再想戒也戒不掉了。再后来，他们搬到了愚园路，每当听说姐夫要来看我们时，妈妈就早早地为他准备好了香烟：看来，姐夫的吸烟已经完全被认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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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续写一篇关于我们老姐夫的文章，却又一直提不起笔来。要写的太多，反倒感到无从下手了。

昨天喜闻蓓娟一家入住二姐松江新宅，同行的还有大姐姐夫。嗨，连一向很是“安土重迁”的老姐夫也出山了，这下“松江”就有得热闹了，而几家人住在一起，大事小事，也就有得他做做了!我想。

大概是部队出身又长期当过领导的缘故吧，我们的老姐夫可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特别会做事，而且做得特别得法，难怪母亲生前总讲“有廷做事最依我心相了”。

与他相反，我做事之“快快破破”(pa)恰是最会被母亲批评的了。俗话说，“三岁意记看到老”，到了宁波，有了自己家，仍然“破”性难改。记得有一次，姐夫和大姐一起来我家，不过住了两三天，便帮我把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的，连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的壳子，都被他擦得鋥鋥亮的。都把我感动的，说：“有廷阿哥，你这不是来做客，倒是来帮我做家务来了。”他呵呵地笑着说：“我喜欢做啊，再说，在你阿芝头家里我哪是客人啊!”

这倒是真的。姐夫对我们家来说，真的不能算是生客。说实话，他到我家的次数，跟我公公婆婆的熟悉程度，可真是要远远超过我的亲大姐哩。

也许真像姐夫说的我跟他是“很有缘分”吧。

远在文革前，我到交大附中住读，一开始很不习惯，颇有一种孤独感。恰恰在那时，姐夫工作的东海舰队后勤部化验室，也搬到了我们学校附近，记得是、在殷高路还下去一两站，吴淞不到点。我虽然没有进过军营，但常常在晚自修前跟同学散步时，有意识地要朝那个方向走上好长一段路，仿佛这样会让我空虚的心能有所充实似的。

69年，我下放到宁波来，离家更远了。其时爸妈正自身难保，哥哥姐姐妹妹也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能独自默默地忍受着心理的煎熬。

正在我最渴求亲人关爱的时候，有一天，姐夫突然从天而降——原来他们后勤部也搬到宁波东钱湖来了。这对他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就我而言，却无疑是一个福音。

记得姐夫第一次来，在低矮的暗沉沉的我家卧室的窗台下，隔着一张桌子，他就那么近地坐在我的对面，他说着话，一边和蔼可亲地笑着，“别做得太累了，不要太节约了，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听着，一个劲地点着头，泪水蒙住了我的双眼，喉咙头也被泪水噎住，说不出一句表示感激的话来……

从此，我就老是盼望姐夫出差来宁波；而姐夫呢，除非实在抽不出身，也的确是经常来看我们。

其时正值文革，我在生产大队里很受歧视：不让当民办教师也不让进绣花厂，甚至有一次还不让我参加社员大会。村里人碍于面子，还不敢对我怎样；但骨子里也是小看人的，常有人戏称我是“上海逃(糖)”，下田干活外出割野草比不过当地妇女，也常常要受到讥笑甚至刁难。对这些我只能将泪水往肚咽，在人前常感自己是矮了一截。

而姐夫不止一次的到来，使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记得那时姐夫总是驱军车而来，车就停在村东南的大晒场里，有一次，还同来几个同事，齐刷刷的一律穿着军服，在村子里很是轰动，也着实让我风光了一阵子，有这样的姐夫，我的腰板也似乎硬了许多。

文革期间，我娘家的亲戚来得并不多，姐夫当然可算是稀客了。那时，用水扑蛋招待客人算是乡下的“最高礼节”了。我家常常没现存的鸡蛋，国华母亲就赶紧回自家去取来，还自告奋勇地帮我下橱。我婆婆这人一向特别“做人家” ，但对有廷哥却格外地“慷慨”，每次一烧就是四个。没待我跟姐夫说上几句话，一碗热气腾腾的，白里透红的的水扑蛋就搬上来了。虽还是“流着黄”的，糖也放得不够甜，姐夫仍能有滋有味地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消灭”掉，这便很让我婆婆对自己的烧蛋手艺引以为豪，殊不知这正是我姐夫对她表示的尊重呢。国华他爸那时还是生产队的“十级劳力”，再忙，只要有廷哥一来，他准会放下手头的活到我家来坐，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他，跟姐夫拉起家常来，话匣子可就关不上了。

这就难怪后来每次我从上海回来，国华父亲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廷阿哥大阿姐还好伐？”而姐夫呢，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乡下老朋友”。去年夏天，我到大姐家住，听说国华母亲得了心脏病，我回来时，姐夫就一个劲往我的行李袋里塞保心丸什么的，回来后把我公公婆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足见我们这位老姐夫是何等地重情重义!

最后还要说明一下，所以在姐夫前面还要加上个“老”，并不是因为他的年老，而是因为他特别让我感到亲切足以信赖。君不见现在的小青年都喜欢昵称自己的父母姐姐为“老爸老妈老姐”吗？那么，也让我赶一次时髦，称我们有廷阿哥为“我的老姐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