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着男装

杨 早

  □杨 早

  小说民国

  1873年正月初九，大节下的，对于女堂倌周小大来说，却是触霉头的一天。

  周小大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烟馆打工，“女堂倌”这一行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兴职业，用女子做服务员，直接关涉到“风化”问题，在当时可是争议不少。1872年的年底，上海发生多起伙计、徒弟因迷恋女堂倌而亏空窃逃的事件。于是丝绸、钱业、洋货等等商帮联合起来，发表声讨，要求租界当局坚决查禁，以正风俗，保全子弟。

  周小大大字不识，自然不会看报，更不会想到“女堂倌”成了那一年的年度关键词。正月初九这一天，她高高兴兴地上了街，而且和他人开玩笑打赌，故意穿了身男人服装，这一闹，就把自己给送进了公堂。风尖浪口，周小大被从严惩处，掌责六百，还得枷号示众。随后沪上女堂倌全被禁绝。

  从清末开始，服装的大解放就一直让很多人放心不下，改变标志着固定身份的着装习惯和规矩，暗示着社会的结构制度已经慢慢动摇，其中女着男装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风俗败坏、礼制崩塌的预兆之一。因此，当权者要禁绝女堂倌，周小大的着男装招摇过市也给了他们不坏的理由。

  当年的上海滩，也不乏周小大的同情者，有位自号“护花侍者”的人在《申报》上为其喊冤，觉得判罚过重，理由之一便是“查男子女装大干例禁，女子男装律无明文”。也就是说，女子男装并没有触犯法律，不能因为周小大穿男装招摇过市便处以如此重罚。

  事实上，女着男装岂但不犯法，还很快成为一种时尚。

  1889《点石斋画报》上刊出《不甘雌伏》新闻一则，记录校书王云仙，一日头戴瓜皮小帽，上钉披霞，身穿京式元绉棉袍、竹根青马甲，足穿旗装镶鞋，至中和园和客人喝酒斗拳，旁观者不能分辨雌雄。王云仙的男装造型，引发的不过是“苍狗白衣，世情同慨”的感叹，比起周小大，不难见沪上风气的悄然转变。

  据说，这种着装风格成为时尚，是因为名妓胡宝玉的关系。胡宝玉从妓女升为鸨母，自觉年华已逝，不太好意思再像年轻人一样涂脂抹粉，灵机一动，决定改扮男装：头戴小帽，中嵌滴珠，珠下一块披霞帽袂，身上一件四边镶滚大如意头的枣红对胸马褂。如此一来，反觉少嫩许多。三天后，胡宝玉便身着新做得的男装，坐马车往静安寺愚园去出了一回风头，从此男装风在青楼之中盛行一时。不过这是小说家言，似也无从考证。

  可以证实的是，男装风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清末到民初的小说中，时时可见男装丽人的身影。穿男装的一大特色是不用施脂粉，发型多简单化为一条大辫，足蹬小靴，比起平日里看惯的浓脂腻粉来，可能确有耳目一新的效果。写清末沪上青楼风光的《九尾龟》和《海上繁华梦》中，都不时有女子别出心裁，以男装亮相博得喝彩。前者写小宝“穿着一件湖色单罗长衫，单纱一字襟半臂，胸前一个花球，香风扑鼻”，效果是“越显得水眼山眉，雪肤花貌”；后者写金菊仙出局，“身穿元色外国缎夹袍、二蓝漳缎马褂……头上梳的是松三股辫子，元色长须头辫线”，“皎如临风玉树一般”。

  时间转移到民初，西学东浸，男装风已经不再停留在青楼女子，又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变化，甚至让《九尾狐》的作者心生感叹。民初的女学生随处可见，“头上戴着外国帽，拖着一条大辫，鼻梁架着金丝镜，脚上皮鞋櫜櫜，有时身着操衣，竟与男学生毫无区别，常在街上行走，没半点羞涩之态”。女学生穿男装穿得空前地理直气壮，是前辈女子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

  一直到1920年代，小说当中还有与男装相关的情节，可见其风头尚未完全过去。《上海春秋》当中的柳少爷，从扬州到上海，发现自己的衣着赶不上流行，于是请了亲戚家的杨裁缝来做衣服。杨裁缝是带着衣料上门服务的，特别推荐了半匹深蓝团花的缎子，说是这种布料，公馆里的姨太太也做了一件袍子。小柳乍听了一怔，想着大概裁缝说错了，应该是老爷做了袍子才对。杨裁缝见他不甚明白，方才解释姨太太喜欢男装，她的男装衣服只怕比人家家里老爷少爷还要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