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次联系和表明意图之后，生活在广州的丹尼(化名)终于愿意见面。地点约在珠江新城某酒吧。

　　酒吧两层楼的空间都很大，一群外国人正在一楼观看2011年橄榄球世界杯比赛，每次达阵的镜头总能掀起一片欢呼声。

　　二楼顾客寥寥，难得清静，适合聊天。

　　晚上6时，他如约而至。条纹衬衫和米色七分裤，年近七旬的丹尼有点啤酒肚，但看上去精神不错。

　　带着一丝谨慎，最开始丹尼的话很少。闲扯一阵后，或是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一个外国同性恋者在广州的故事……

　　广州有多少同性恋人群，难以考证。有多少外国同性恋人群，更无数据。

　　在法学层面，和堕胎、娼妓、代孕以及性犯罪等问题一样，同性恋不但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人们对此也惯以流于情绪化的谴责心态，并有了诸如杂交、滥交和自我困惑等充满负面的想象。其他城市如此，闻于开放和包容的广州亦然。

　　在中国性教科书和《婚姻法》中，TA们几乎未被提及过——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同性恋者选择隐藏以自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惯以“非黑即白”眼光打量世界的人们，在性取向上早已习惯二元的性别划分，习惯将人分门别类贴上标签，并觉得有了这样的定位就能换来天下太平。故而，TA们成了隐秘的群体，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

　　只有当同性恋结婚，挑战公众神经，或有人以自杀的方式回应过大的社会压力，抑或每在世界艾滋病日，媒体和公众才会例牌性地进行自我反思。

　　围观之后，一切依旧。

　　“我们需要的只是平等，只是希望能在性教科书上，有人告诉大家：同性恋并非异类。已经足矣!”从北京暂访广州的同性恋者小李如是说。

　　“不要因为和自己不一样而歧视别人。”在接受采访时，知名性学家、中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呼吁：从社会歧视的角度来说，对于像同性恋这样少数族群的平等对待，是时代进步的衡量标准之一。

　　在一项针对广州市民的网络调查中，49.34%的受访者表示，对同性恋“理解但不接受”。

　　尽管“理解但不接受”者比例没有过半，但对类似丹尼生活在广州的外国同性恋者而言，能看到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作为多元社会的一分子，TA们渴望“理解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