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流屯情事

(作者或来源) 肖红袖说起盲流屯，那真是一言难尽的。若非北方人，保管并不知道“盲流”一词的来历，而盲流聚集一处而居，形成了小镇里的小屯，更是并不久远却已的确成为了往事的往事。“盲流”是个道地的北方词汇，单指一些外来务工的人群，取意为“盲目流动”吧，说起来倒也贴合“流动”的特征，但也有词不达意的成分，因为那些多为农民富余劳动力的盲流们，流动起来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序的。那些人有的农闲了就出来务工挣外快，农忙了就又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播种或收割，有的在城市或乡镇里流动久了便也养成了工人的习气，彻底脱离了农民的身份，因此落地生根便脱离了盲流的行列。但是他们在本地人眼里仍旧不是本地人，他们仍旧是盲流。因此盲流有时候已不是一种称谓的词汇，而是一种身份。
  有了这种身份，即便是已经落地生根了，也仍会遭人鄙夷或猜测的。比如小品《超生游击队》，挺着大肚子躲避计划生育的人被称为“盲流”，据说与“流氓”相差无几了。在湖南他们被称做是“打流的”或是“乡里的”，就象是说一部分无所事事的人。在广州他们被成为“外来妹”或“北佬”或“打工仔”，一提起来人们眼前便似乎出现了浩浩荡荡扛着蛇皮袋子睡在车站广场上的“春运高峰”，或者是电视节目里经常出现的各类劳务纠纷。他们有最沧桑的脸孔和最勤劳的双手，有最善良或最蒙昧的心灵。他们从事着城里人不屑一顾又不可缺少的工作，用平凡是手砌起摩天大厦，把汗水或希望随着混凝土凝固在每一道墙壁的缝隙里。当然，我的话说远了，我要说的还是那个被称做盲流屯的地方的那些盲流们，混同着我年少的记忆在发黄的相册里泛着班驳的光，说不清悲喜哀愁地蔓延。
  小镇是个煤矿小镇，整个镇子就是由煤矿及其附属机构构成的。在这些负数机构里，发电厂需要的技术工人是那些矿工子弟由技校毕业后来担当的，矿工医院需要的专业人员是上级部门委派来的，工人浴池的杂工是那些其他工种工人的家属，学校里的教员也是教育部门安置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镇不足一万的人口里，每个人都跟煤矿息息相关。机关、工会、运销队、供应科……每处有每处的职能，每处有每处的人员，它们互相配置相互合作的生活里，同样有着三六九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那些坐办公室的机关女人们，每日里穿着小镇子里最光鲜的时装，用广告里最时髦的化妆品，迈着平常人最不敢企及的悠闲步子，一张报纸一杯茶水，早晨九点钟透过办公楼朝南的窗子来欣赏阳光或悄悄议论些上层领导的鸡零狗碎，晚上五点的时候则透过办公楼朝西的窗子来欣赏夕阳，偶尔也谈论一些与自己生活根本无关的国际风云。她们养尊处优习惯了，看人的目光也不由得傲慢和迟缓起来，守着小镇子上唯一一栋楼房如同守住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堑，充分享受着一个签字或一个公章主宰别人命运的快乐与从容。当然她们也间或犯一些时尚性的小错误，弄一些小笑话，比如办公套裙配上了旅游鞋，吃国氏全营养素饿得头晕眼花什么的。这些小错误没人发现也没人指出，她们也就继续保持着最本质的高傲而高傲着。她们是最鄙夷盲流那一群体的人。她们认为盲流过来的男人们都是下等人，而下等人的女人们更是与自己无法相提并论的。那些女人穿最落伍的粗糙服装，用最低劣的五毛钱一袋的山花牌雪花膏。从事的工作呢？要么是专职的家庭主妇，要么是装装卸卸挥锹抡耙的重体力劳动。她们是与人打交道的，她们是与煤打交道的，社会分工的不同造就了她们身份地位、生活习性、人生理念的孑然与悬殊。所以这些统称为女人的人多半老死不相往来，也没有往来的机会和必要。另外那些男人，分为正式工和合同工的男人们，没有女人们那些细碎和敏感的比较，所以看起来倒是一团和气的。劳动本来是一种粘合剂，因为劳动是需要相互合作的。在抬一辆重型电机车的时候，正式工和合同工一样都要伸出曝着脉络分明的青色血管的大手来用力。在劳动过后的豪饮中，他们也不分尊卑地挤在一起拼酒量发牢骚，讲黄色笑话。另外有些男人与混战在生产第一线的男人们不一样，他们不在劳动的最前沿，也无法分享和体会共同流血或流汗的平等塌实，他们在发电厂、运销队或者医院、学校工会等部门工作。他们与盲流们接触同样比较频繁但毕竟是有限的，谈不上深入，一切接触都开始于工作也结束于工作，在生活上是划得很清的。发电厂的人拥有着小镇里最漂亮的院墙和厂房，那些发电机组循环用水的晾水池子定时喷放着晶莹的水柱，使得这个单位有了类似音乐喷泉般的漂亮景观。于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都是趾高气昂的。发电厂旁边的矿工医院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们因为职业的缘故而一尘不染着，戴着口罩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他们开处方或者卖药品，也做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据说他们开刀的时候对盲流和非盲流的刀法是不一样的，自然这只有刀和被刀割到的皮肉能知道。运销队有自己的蒸汽式火车或汽车，他们运煤也运人。他们多半坐在驾驶室内，是与寻常人隔着的。工会上的人们一年闲着半年，有了什么特定的庆典和节日活动之类的时候才动作起来。那些在工会舞厅里上班的人，自持着超凡的技艺更是矜持又孤傲。他们在浓重的夜色里闪亮登场，而在这个时候，那些最普通的劳动者或者盲流们要么陪着老婆孩子在看电视，要么纠集在一起打牌喝酒，所以这两个夜色是分开的，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如此，盲流们还是来了。他们是被时代的潮水冲过来的，在九十年代的经济春风里来到广阔荒疏的北方小镇上，自谋生路或者由亲戚朋友推荐，辗转迁徙，放下农具拿起了工具，脱下布衣换上了蓝色的工作服。他们在安全帽上绑着矿灯，脚上套着胶皮靴子，在漆黑的井下轮番上阵。起初他们挣三餐一宿，后来挣一个小小的家，再后来挣的就是情感与欲求了。
 
  小镇没有悠久历史，因为它原本是山谷里的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被发现地下蕴藏了煤炭，被开采，被建立成镇也不过五十年的历史。小镇也没有名字，因为距离城市有五十九公里的路程，便被简称为五九了。小镇上的正式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就成了五九人。而那些盲流们呢？他们不是五九人，他们来自东北三省或更远的农村，有的打单帮，有的拖家带口过来，佃住在五九人的房子里，象一种外来的侵入。后来，渐渐的在小镇的最东端，在最靠近矿工区的居民区边缘，他们倚着山坡挖出了地窨子，建起了自己小小又简陋的家。那是一种简单又通透的家，只有三面墙，后面是山坡，象是窑洞。那些家里用板皮夹着泥巴筑成了简易墙将房间分成两间，一间里面搭起了长炕做卧室，一间里面搭起了灶台做厨房。刚开始零星的有几个地窨子，后来越来越多，再后来就成了片儿，形成了自然屯。人们就叫他盲流屯。最简单也最实用的生活资料具备之后，他们的本性也开始显露了。他们在自家的房前开辟了一块块土地围起了栅栏成了菜园，种一些扎实的蔬菜，白菜土豆或者黄瓜，都是最好伺候的农作物。他们在房子旁边盖了木板子仓房囤积木柴和煤炭做燃料。他们甚至在仓房旁边盖了间小小的狗窝，这样看家的狗也住进来了。日子就越发得象日子了。男人们上班下班，女人们烧火做饭带孩子，有了小孩子的哭哭叫叫，还有了庄稼的生长和鸡飞狗跳。生命力贵在创造，他们在镇子边缘创造产生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盲流屯，象一个私生子一般没经过认证也登堂入室了。这里的生机是盎然的，最粗壮的男人最干练的女人和最顽皮的孩子，带着一派农村来的天真和工人的憨直。这里的日子也是如火如荼的，这里是镇子边儿上的盲流屯，所以又象镇子又象农村。他们随心所欲地生活着，放肆地叫嚣，敞开门骂老婆打孩子，闭上门关灯睡觉，肆无忌惮地吐痰和在最简易的茅厕咯排泄。它也象这个小镇子上的一块瘤子，横竖卡在那里，五九人不认可它的存在它也存在了，十四户人家落了地，生了根，既有远亲也有近邻。当然这个小团体小屯子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有了一家杂货店，有了一家小饭店。他们筹集了钱款在附近的煤矿里拉了根电线过来，于是黑夜里有了光明，各式各样的秆子立了起来，上面支着各式各样的电视信号接受器，有的干脆架了一个废弃的铝锅，同样能看到电视节目。他们到就近的煤堆上偷煤用，到煤矿排水泵的水管子上挑水喝。他们顽强地活着，春夏秋冬寒暑易节，有了婚丧嫁娶，有了生老病死。
 
  关于盲流屯的存在问题也是屡次遭受过威胁的，比如说镇政府的土地管理局很多很多回派人过来征收土地占用费。可是他们建的不是房子，只能说是简易窝棚，所以没有房照，他们没有房照，人却住着，老婆孩子也住着，狗住着，有的还养了猪，养了鸡鸭鹅。还有派出所那些管计划生育的和流动人口的，三番五次上门来查证。但这一切并没有扼杀了它的存在。盲流们是舍不得花一分钱在那些无谓的花销上的，办暂住证、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交管理费等等，一切都是无谓的开支。他们认为自己是不是暂住要不要计划生育自己自有分寸，而交钱却是最实实在在的。他们的钱是弯腰弓背从井下挖出来的，简直就是用生命换回来的，每一分都是那么宝贵。所以他们和公务员们玩着藏猫猫的游戏，你来我走，你走我回，如是几番双方都很疲惫。他们还曾大打出手过。他们请土地管理办公室的毛头小子吃饭喝酒，妄图收买他而免收费用。结果人家酒足饭饱地答应了，返回头来仍是不断地上门来讨收。因此最朴实的盲流们动怒了，毛头小子挨了打。他们动怒不是因为管理费，而是毛头小子太不义道了。自然，盲流们也没少遭到过暗算。两口子正睡着睡着，突然闯进来一帮人，说是派出所的。手电筒一照，喝问那炕上躺的是谁？乱搞男女关系!男的叫我和我老婆都睡了十几年了，怎么成了乱搞了呢？她是你老婆？结婚证有么？没带？!没带带走!于是抓回去关上几天，免不了挨一顿揍花些钱来了事。
  盲流屯就这样存在着，越是打击反而越是瓷实了。盲流屯里的人们也越来越有了镇子的性格，盲流和五九人朝夕相处着，无法避免地矛盾摩擦着，也无法避免地发生着感情。
 
 
  感情是最高贵的东西，也是最下贱的东西，它高贵于普善平和，下贱于狭短低微。它是一种泛滥了的权力，也是一种通俗了的借口。那些感情犹如野草，有着春风吹又生的顽强和野火烧不尽的持久。那些感情有的出于荷尔蒙的本能，也有的是日久相处的结果，或者是回眸一笑的怦然，你来我去眉来眼去朝来夕去的揉搓。
  盲流屯的感情是丝毫不逊色的。古人说饱暖思淫欲，贫寒起盗心，盲流屯那些正值当年的盲流们在盖了房子安了家以后，色胆包天的也就有了染指五九人的想法或行为。先是屯子最东边的郑家老二有了风吹草动。郑家老二全家来自内蒙古赤峰的农村，有四个精壮的小伙子先后都在矿上找到了工作。老大早在农村里就已经成了亲生了孩子，因此过来的时候便是一家三口人。郑家老二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是健康的，也是聪明的。他每日上班领矿灯，下班交矿灯都要出入于灯房，那时候他和他的同班们都为了能够领到足够亮度足够电量的足够持久的矿灯而破费口舌。毫无疑问人际关系是无处不在的，包括在领灯交灯这样的小事上。灯房子值班的姑娘或者娘们儿们都是矿上的正式工人，她们都是五九人。灯有好有坏，她们的心里也有轻有重。五九人领灯的时候，大家知己知彼，不用费口舌来寒暄些什么，一块不漏硫酸的换了新灯泡的矿灯就拿了去，交灯的时候如果矿灯有了什么磨损的差错，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收了去，不会多说些什么。原本修矿灯也是她们份内的事儿。而盲流就不行了。盲流总是受歧视的。盲流领灯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可选择性，领了什么样子的就是什么样子的，哪怕漏出硫酸烧了工作服的屁股蛋子，哪怕灯泡不够亮。盲流们在屁股底下垫一块塑料布，用炮线一拧就抵挡过去了，办法总是有的。郑家老二是个有心人，嘴巴也甜。他领灯的时候爱多说两句漂亮话，那些话显然是得体的。他说“赵姐你今天气色真不错，看起来象昨晚电视剧里演的女主角。”他说“刘妹你织毛衣呢？是元宝针吧？穿起来肯定暖和，你的手真巧。”那些被恭维到了的女人们多半是佯装发怒的，骂一句“去你妈的又拿老娘开涮”，笑一笑就过去了。然后讨好的话总是换回来些额外的关照。比如那些漏酸的灯本来轮到他了也会被跳过去，发给他一块新买来的好矿灯。女人们就是这样的，痴心汉也好，俏嘴鸭也罢，在一切无须考验的时候，相貌端正嘴巴又甜的郑家老二是讨人喜欢的。可郑家老二是盲流，盲流在劳动者是低人一等的。所以他只能讨得个领块好灯的便宜，别的就没有什么斗胆妄想的了。
  事情的峰回路转在小芳身上。小芳是灯房窗口里最温暖的灯光。因为小芳是没出门的姑娘，所以她是不泼辣的。她不会象那些嫁了人的女人们那样自称为老娘，也不会刀子嘴豆腐心地拿那些盲流们来开心。郑家老二在窗口说一声领灯，她就丢一块上好的灯过去，并不理会他嘴巴里的闲骚话一样的，有时候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郑家老二说一句“小芳你发的灯最亮”，她也不会象其他娘们儿那样回敬一句“亮不过你的眼珠子”，她只是脸一红，就象是一朵盛开的杜鹃花。她脸红的样子很快就印到郑家老二年轻而又骚动的心里去了。他觉得她很有意思。她是那么与众不同，因为她是个少女。少女对于年轻小伙子来说比上好的矿灯要重要得多。有一段时间郑家老二总拖着时间最后一个去领矿灯，这样他就不用匆忙地给后面排队的人让位置了，就可以多出一些时间在窗口逗留，在逗留的时间里他的目光是探询着小芳的。他若干次看见小芳在织围巾，围巾是牵驼色的毛线织成的，又细密又柔软，看样子戴起来会很暖和。这时候的小芳就象是神奇的仙女一样，灵动的手指不停上下翻飞着穿针引线，然后那一根毛线就连接成一片片的了。他是多么希望那围巾可以戴在自己脖子上啊。可是没有。他看着那围巾，也看着小芳翘起来的兰花瓣一样的手指，那手指还没有因为劳作而变得粗糙笨拙呢，是细嫩微红的。那是一种好感，一种难以言明的躁动。他交灯的时候也拖沓起步子来。他把头伸进窗子里，故意弄出很大的响声来吸引里面的目光。有时候他一张挂满煤灰的黑脸上绽出了笑容，露出月牙般雪白的两排牙齿的样子，很是惊世骇俗，会吓小芳一跳。但无论如何他是吸引了小芳的，至少小芳记得了众多无名的盲流里有一个郑家老二的存在。后来的某一天郑家老二突然发现那条浅驼色的围巾竟然挂在电钳队长老赵的脖子上了，他心里的惊愕着实不亚于遭受了一场冒顶事故。就在他准备万念俱灰的当口他获悉电钳队长老赵原来是小芳的亲哥哥，他的冒顶事故才排除了。他跑得更勤快了，嘴巴也更甜了。有一次他甚至故意把矿灯的灯泡鼓捣坏了，在交灯的时候对小芳说矿灯质量有问题而影响了生产，小芳显然是相信了他的话的，换灯泡的时候轻轻地说“对不起”，她的一根长发掠过了他的鼻尖儿，掠出了一阵又痒又电的女人的清香。天啊，听见了没有，她说对不起，她对一个盲流小伙子说对不起呢。郑家老二因此怀揣了心事，可以无缘无故地偷偷发笑又偷偷叹息了。
  小芳不是那种长得特别出色的女孩，她甚至是有些比例失调的。她上下身比例是有些失调的，五官也平了些。但这并不影响她的美丽，因为她有女人那特有的柔柔的娇羞。那一年她正好十八岁，爱梳一条粗大黑亮的麻花辫子。她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是五九镇上最普通的五九人。她的哥哥是电钳队长，她接了父亲的班在灯房子里值班，日子平淡无奇却也是充实的。与很多没有正式工作的矿工家属相比较而言，她是优越的。女人一旦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发地爱美也自发地具有起吸引力了。她偶尔会和同事的姐妹们或邻居的朋友们一起去矿工舞厅里坐一坐，但并不跳舞。跳舞的都是矿上的干部、干部家属和那些最爱出风头的人。她在舞厅里听到了一首歌名叫《小芳》，歌里面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辫子粗又长”，她惊奇地发觉唱得就是自己。只是歌里面的小芳是文革时候的事情，文革是属于她父辈的怀想与追忆了。后来某天她突然听见灯房子外面也有人在唱这首歌。她探出头去望，原来是郑家老二来领灯了。郑家老二显然也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但他爱唱这首歌。以后每经过灯房子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哼唱上两句。她想，这个盲流子还挺有意思的。这个盲流子唱歌还挺好听的。渐渐地形成了习惯。人还没到先听到歌声了，她就把一块矿灯准备好了。郑家老二伸进头来说“领灯。要好一点儿的”，她就把灯给他。他竟然会说声“谢谢”。这声“谢谢”显然是非同小可的。那些五大三粗的煤黑子谁还记得有“谢谢”这码事儿呢？谁还有必要说“谢谢”呢？虽然这个“谢谢”很庄重，却也有了些“油腔滑调”的意味。小芳没说什么，旁边的娘们儿开了腔了，“哟!我说郑家老二!你谢谁呢？”郑家老二嘿嘿笑，不再说话，那情境真象是电影里谈了恋爱的傻小子似的。小芳通常是不搭腔的，心里却也有些雀臊，仿佛有了什么默契一样的。
  两个人有了默契便有了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事儿便顺理成章了。一次小芳到盲流屯的小杂货店里买洗衣粉，碰巧郑家老二也在那里买香烟，这是两个人头一次在非工作场合碰了面，于是自然而然地搭了话。一个说“是你呀？买烟？”一个说“恩，可不是嘛。真巧。你买洗衣粉啊。”都是最寻常最普通的套话，可带上了两个人由自心生的羞怯和微妙心跳，这光景也变得不同一般地暧昧了起来。两个人顺路往回走，一前一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又不熟悉，也没什么话头儿，两个人走得很别扭。午后的阳光里蒸腾着煤矸石里二氧化硫的味道，从杂货店到矿上的大路上飘满了煤炭的颗粒和灰尘。郑家老二是盲流，自然调整着又焕发了盲流的大胆和自我解嘲的本事，他一边踢着一块小碎石子一边往前走，一边又哼起了《小芳》。后边的小芳又脸红了，压制着窘态说“你唱歌唱得还挺好听的呢。”郑家老二说“是吗？瞎唱的，就会唱这一首。呵呵。”
  两个人实质性的发展还是在舞厅里面。舞厅里灯光昏暗是个最适合滋生情调的地方。这又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小芳不是舞林高手，郑家老二也不是新潮盲流，但两个人还是撞上了。小芳一起来的姐妹都去跳舞了，郑家老二的哥们儿也没闲着，两个人在一旁百无聊赖就又攀谈了起来。一个说“哟，你也来跳舞啊？”一个说“我不会，陪他们来的。”一个说“你经常来吗？下了班不累啊？”一个说“今晚上三班，一会儿回去还得上班去。”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时间不紧不慢地过着。后来那个歌手又唱起了《小芳》这首歌，郑家老二一边听一边透过彩色灯光和灯光间隙里的黑暗偷看面前的小芳，那低眉顺眼的神情，那乌黑油亮的麻花辫子，那一切都成了最隐秘的心事和最惊心动魄的好感，使得他心里装了个活塞般上下律动了。舞会散场以后小芳与郑家老二顺路，碰巧小芳的自行车爆了胎，那些同伴们都到了家回了家，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夜路上忐忑不安着。这时候郑家老二义不容辞地发挥了男子汉天然的侠义心肠和责任感。他一手把着车把，另一只手推着坏了胎的小芳的自行车，双脚用力地踩着车，车后坐着小芳。深秋的风是寒冷的，郑家老二的脸上却布满了一层汗水。他无论上坡还是下坡都没让小芳下来过，一直蹬着车子把小芳送到了家门口，心里只恨着路太短了，全然没有累的感觉。他们之间的好感就这样被催化着，被这些鸡毛蒜皮芝麻绿豆的小事推搡着怂恿着往一条路上走。男和女，象两个相互吸引的磁极，多半没什么理由也用不着什么理由就往一块儿粘了去。他们便只记得那风声、歌声、夜行路上自行车链子呱嗒呱嗒拍打齿轮的声音，而忘记了谁是盲流谁有是五九人这样的重要问题了。
 
  在盲流屯里象郑家老二这样忘乎所以的人自然也不止他一个，甚至可以说是大有人在的。几乎是与此同时，屯子最西边的刘老歪又喝醉了，醉了以后开始打老婆。他打老婆有一个原则就是物尽所用花样翻新，比如说那个塑料壳的热水瓶就是最有杀伤力的新式武器，瓶胆砸碎了可以爆发具有威慑力的巨响，碎玻璃可以飞出去刺伤人，里面滚烫的开水也可以滚出去烫人，同时塑料外壳不会被损坏，换个瓶胆仍可以继续使用。在条帚疙瘩打烂以后，铁条炉钩子打弯以后，板锹也可以利用，锹刃可以砍，锹背可以拍。老婆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工具也是三天不用就会生锈的。刘老歪打老婆也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她不会生孩子。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即便再温柔再勤劳也是该打的。更罪恶的是他老婆一挨了耳光就号啕大哭，然后就往单身汉老郝家里跑。老郝是五九人，十年前老婆死了以后就再也没娶，因此日子过得也不象是日子的。老郝平时也爱喝点儿小酒，和刘老歪在一个班组干活，没事儿的时候爱凑到刘老歪家里喝两杯。一来二去刘老歪也发现了什么苗头。一个打，一个跑，一个就留，风言风语是没有脚的蛇，是没有缝也能穿过的针。刘老歪脾气越来越坏，打人也越来越凶，刘老歪老婆跑得也越来越上瘾，老郝留人也留得越来越晚。终于一天整个人一晚上都没回来了。这样的龌龊事儿人们是喜闻乐见也是最不屑一顾的。在盲流屯这一亩三分地儿里，他们的新闻叠加着旧闻，闻得习惯了。
  屯子中间的小孙家里也不太平。小孙家的园子是屯子里最荒芜的一个，里面的野灰菜永远茂盛过家白菜。因为他家没女人伺候这些。小孙的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一个女而今年十七岁，叫燕子，长得花儿一般鲜艳。燕子没读过什么书，属于早熟又弱智型的美女。年初就出去打工了，不过半年工夫就照了一大叠的明星照回来，挂得满屋子都是，小小的板加泥的墙壁上顿时光彩了起来。
  本来就是坯子好，再加上照相馆里的师傅们一拾掇，照片里的燕子横看竖看都象是电影明星。小孙的眉宇间而也有了舒展的神色了，见了人腰杆子挺得笔直的。毕竟女儿是自己的。况且这燕子一回来就又买东又买西的，暗地里不知把百元大钞塞给小孙多少张，一连还了八家小商店的酒帐，还给自己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燕子算是小小盲流屯里最风光的人物吧。她一回来就有矿上那些领导子弟们骑着摩托车来接她出去玩儿，看样子长得漂亮横竖是有出息一些的。燕子在外面打的什么工，怎么能赚那么多钱，小孙自然是讳莫如深的，但屯子虽小，明眼人却多得很，虽然不说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的。燕子天生一副好嗓子，小小红嘴巴一张一合硬是珠玉落盘般的清脆。她唱新学会的歌给大家听，涂着熊猫眼圈的大眼睛里突然就溢出了泪水来。她唱。
  多少人为了生活历尽了悲欢离合，多少人为了生活流尽血泪，辛酸向谁诉？啊，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眼泪也要对人笑嘻嘻。啊，来来来来跳舞，脚步开始摇动，也不管他人是谁，人生是一场梦。
 
 
  返回头来还是说郑家老二的事儿。郑家老二和小芳之间有了某种默契又经过某种催化之后，事情就更顺畅了。两个人不经常去舞会那种憋死人的地方，但经常去矿区后山的木头垛上坐一坐。那些矿区都是在野外开的，矿区边儿上堆放了各种圆木生产备用，堆得高高低低错落有秩的，倒也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致。在这样的环境里是最怡情的。劳动者没有花前月下，因为花前月下之适合那些揉搓不得的小资情调的男女关系，安置不了这些质朴粗犷的原始本能。劳动者也是没有海誓山盟的，因为海誓山盟分明是把风餐露宿悬挂起来的痴男怨女们用来佐餐的东西。盲流屯的盲流和电钳队长的妹妹连舞都不会跳，想起那些肉麻的话就会脸红，仿佛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所以两个人只是坐着。郑家老二抬头看远方小树林里的树梢，小芳低头看脚底下那根枯萎了的狗尾巴草。但两个人也不是鸿蒙未开的，他们心里清楚这样的一种行为意味着什么，哪怕只是坐着，哪怕什么也不说，他们都是与众不同的了。他们搞对象了。他们的父辈是不曾搞过对象的。在七十年代里郑家老二的爹经人介绍娶了隔壁村子里的郑家老二的娘，小芳的爸爸经人介绍娶了粮站会计的女而小芳的妈，经人介绍是当地婚姻的必然途径，更胜于法律。以至于婚礼上都有了必然的环节程序性的礼仪，答谢媒人。那些没有每人的男女在婚礼上是无比尴尬的，甚至颜面无存，所以很多人即便没有媒人也要在婚礼上临时抱佛脚地找个人充当媒人走过场。问题的实质和问题的现象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因为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无论的五九镇子还是盲流屯，在这个统称为北方的偏远矿区里，时代的春风吹到这里也只剩下风尾巴了。所以电视里的外国人吧唧吧唧地亲着他们的嘴巴，生活里的他们仍旧是关了灯才肯脱衣服上床睡觉的。再粗俗的男人也不会在未婚的小姑娘面前随便粗口，当然，他们一转身什么脏话都说得出来。因此盲流屯是相对封闭的，盲流屯里的盲流工作的时候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与煤炭亲密接触，爬到地面上来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与享受了，象郑家老二那样能够与小芳到木头垛上坐坐的，简直就是甜蜜又心跳的满足。但人总是不容易满足的，人是秋千上的风筝，摇摇晃晃又忽上忽下时远时近，是不能停下来的。郑家老二和小芳搞对象了，自然做了些搞对象做的事儿。他斗胆捏了捏她的手，身体里顿时升腾起偷东西般的巨大快感，而她也体验了前所未有的电流。那时节天高云淡，微风中都有青草的香味儿。日子怎么可以那么美好，心情怎么可以这么愉悦呢？两个人只是牵了一下手而已嘛。
  消息不径而走，更何况是人们最热衷的男女消息呢？后山坡的木头垛绝不是个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在盲流屯这样一个透彻的地方，人们只消看见某男和某女一前一后从那里走出来了，其余的内容自然就象小学生填空作业般很容易地自发完成了，连猜测的余地都没有。小芳的嫂子听到有人说起，自然把枕头风吹给了小芳的各个，小芳的哥哥自然把消息传给了小芳的爸爸，小芳的爸爸把桌子一拍，把女而的房门一脚踢开，开口就骂了一句“臭不要脸的”。他骂“臭不要脸的死丫头你找不到人家了你找一个臭盲流子把我们老赵家的脸都丢光了你作孽啊!告诉你你别当我是个死人，老子就是死了也不让你去丢人!”他骂“你也不瞪大眼睛看看那个姓郑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一个臭煤黑子长得象个烟鬼穷得三餐接不上溜儿的，你抽风吧你你还是缺心眼儿啊你跟他搞对象？我明白地告诉你抓紧时间跟他黄了要不打断你的腿，我们家从来就没出过这么丢人的事儿你要是跟了她你就别姓赵要不你就等我咽了这口气儿吧，我真想一耳雷子忽死你啊你这个不要脸的!”
  小芳的嫂子在机关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机关三八作风，嘴巴上也没有把门儿的。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小姑子能算是家里人么？姑嫂自古以来就是天敌，巴不得对方弄出什么笑话来呢。一个说“哎？你们家小姑子跟谁搞对象呢？”扯出了话题，她自然就牵起了无限牢骚。她丢在手中的报纸唾沫星子乱飞一顿满嘴巴跑火车了。“跟谁搞对象？她能跟谁搞对象啊？我们家那个姑奶奶有病你不知道啊？什么病？嘿，病得还不轻呢。你猜她跟谁搞对象？估计你也猜不到!什么呀，她能有那眼光？盲流屯的!姓郑!老二呗!对，就是那个臭盲流子。我也不管管？哎哟，我可管不了。我们家那姑奶奶主意正着呢。谁介绍的？那还用得着人介绍吗？谁介绍也不能介绍一个盲流子啊。自己搞的。般配？我看挺般配的!我们家那姑奶奶还能找个啥样儿的呀？从小就抠得要死!她屋里的门儿都不让人登，她要是吃个饼干啥的，都藏着掖着的，别说大人了，孩子都见不到一个渣儿!我们家小孩就当没她那个姑姑。我老公公可是气四了呗!可气有啥用啊？上老大火了。那嘴巴里的泡起的，啧啧，啧啧……”
  在这样的批判斗争中，旗帜始终是鲜明的。在这个氛围里的小芳不是属于她自己的，她是老赵的女儿，电钳队长的妹妹，孩子的姑姑。人们听了会怎么想呢？人们只会说，哟，你闺女找了个盲流啊？哟，你妹妹咋相中了一个没户口的呢？哟，他姑姑和一个盲流屯的搞对象啦!盲流屯就象是个难民营，里面的居民毫无疑问都是贫穷、落后、肮脏、下等的代名词，人们避犹不及，更何况是涉及到了搞对象这么大的事儿了呢？小芳的行为就象是一棵破土而出的小草，新绿之端立时遭到了巨石的砸压，与其说是盲流屯的罪孽，其实更是人性里某些观念必然的冲突。
  即便如此，草仍旧是发芽了，破土而出，势不可挡。情窦初开的小芳和情窦初开的郑家老二是两只溺水的鸳鸯，互相躲躲闪闪地追逐着，偷偷摸摸地约会，眉来眼去地交流着。在这样的情势之下，郑家老二的饭盒仍然不再是冰冷的了，而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塞到了小芳的背包里，中午的时候小芳把铝饭盒掏出来，放在灯房子的小电炉子上热着，那里面或许有两个馒头一个葱花煎蛋，或许有大米饭和土豆丝，都在电阻丝上烤得“滋滋”地响着，冒着油烟，散发着灼人的香味儿。而下班以后的小芳也不再是形单影只的了，她等着盼着，那个浑身上下黑成狗熊一样的臭男人从地底下爬上来，连脸都顾不上洗就吃饭，然后骑着自行车带她回家。形势愈是压迫两个人愈是顾不上矜持和羞怯，议论的人多了，他们也把关系从地下转到地面上来了，公然又昭然，于是在这里，这个小矿上，小镇子里，连矿长都知道了。
  矿长没事儿的时候和电钳队长喝酒，感慨唏嘘地说：“老赵啊，你那个妹妹你得看紧点儿，说不定哪天就跟人家跑了。”
  老赵的脸红一块白一块的，恼羞成怒地说：“去你妈的。”
 
  矿长的话可不是空穴来风，时下里私奔这样的事儿已不再是一件两件了。在五九镇这个基本没什么新闻可以发生的地方，电讯科每天播出一则矿区新闻，或是矿长出巡，或是市领导视察之后，整晚播放的都是录象片或转播中央一套的电视节目，所以，那些上不了电视的花边新闻显得尤其重要了。那些花边新闻最本能的就是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自从盲流屯诞生以来，花边新闻里又多了些盲流屯生活的部分，他们高度关注和高度鄙夷着盲流们的生活，看他们的喜怒哀乐如同看一本过期了的杂志期刊，讲他们的情感只描绘即成的事实绝对不会分析体会他们的欲求。花边新闻里有一则就是五九人老郝把盲流刘老歪的老婆拐跑了。因为老郝是五九人，拐跑了人家的老婆显然是并不吃亏事，所以人们的语气也没有了什么谴责。他们说“嘿，这个老郝啊，真能啊，愣的把人家老婆撬过来了。”他们一旦觉察到了拐走人家老婆是件缺德的事儿的时候，顶多也只是说一句“这他妈老郝，一个不生孩子的女人他也要，真不是东西。”而言下之意是，老郝也是犯了错误的。但错并不在于拆散了人家的家庭，而是选错了对象。就好象盲流的家本来就是应该被拆散的，盲流的老婆也本来就是等着被拐走的一样。五九人的婚姻走的是法律程序，受到的却是道德和习惯的保护，因此这里的人的极少离婚的，解除婚姻也是等人都又开始了另一段婚姻以后才补办一个手续。在道德习惯里盲流屯是外来人家庭组成的，有了外来侵略者的意味。人们避重就轻地取笑他，人们只是说“哟，老郝，又娶媳妇啦？老轴配旧套，也还凑合？”老郝组了亏心事，一早地搬了家，离开盲流屯远远的，带着刘老歪的老婆过日子去了。而刘老歪一是自己作孽把老婆打跑，一是碍着“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仍旧在盲流屯龟缩地活着，烂醉如泥之后又是烂醉如泥。
  继这件让五九人感觉找回面子的事发生之后，又一件使五九人吐气扬眉的事发生了。就是盲流屯小孙的女儿燕子割腕自杀的事儿。燕子在外面兜了一圈回来之后，风光足了，钱也赚得差不多了，一下子爱上了老谁家的小谁。老谁家的小谁白白净净的一个矿工子弟，刚中专毕业分配到水暖处上班，一开始还对燕子有些意乱情迷。那小狐狸精不知道见过了多少男人的大场面，扭挪拿情，殷勤周到，单纯的老谁家的小谁自然是把持不住的。可老谁不干。老谁放话出来，就是我儿子娶不上老婆也绝对不要你这个破烂货色，一个臭盲流家的闺女，还在外面做过什么什么的。于是一打二骂三上吊，老谁家的小谁自然幡然醒悟。花痴了一场的燕子一时想不开用刀子割了脉，送到医院里缝了七八针好歹是把命保住了，可名声彻底地臭了。人们暗地里叹，还是老谁家的小谁有本事有志气啊，迷得姑娘家要死要活的，可保持住了清白，没给五九人丢脸。
  有了这两件事的铺垫，郑家老二和小芳之间的事情就更加微妙复杂了。先不用说他们两个搞对象已不是两个人的事儿，这牵扯了郑家和赵家的尊严啊，而且上升为五九镇和盲流屯的原则性问题了。所以矿长一句话惊醒了电钳队长老赵，他醉意醺醺地回到了家，门一关，立即就给了小芳一个大耳光。
  小芳捂着脸，眼泪止不住往下掉，她爸在一旁叫“打、活该!打醒她这个不要脸的!”
  电钳队长叫“看你还和那个姓郑的搞不搞了，看你还丢人不丢人去!”小芳嘴巴很硬，“搞!我就搞!你管不着!”小芳的爸气得浑身打哆嗦，破口大骂了几十个回合。这场斗争持续到半夜，最后以小芳被锁为结局。但第二天小芳还得上班，她仍然和郑家老二见了面。
 
  郑家老二这面自有另一番光景。那一夜盲流屯里几乎大大小小懂事了的男女都到他的房子里坐上一坐。有的开门见山就问这件事，有的只是静静地瞧一瞧，什么也没说。更晚的时候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就着昏暗的灯光喝了二两小酒，于是这个说“老二啊，你得拿主意了。我看你的事儿没指望了，那个老赵家肯定不同意。”那个说“你得抓紧了。我看二哥，这没啥大不了的。你把人往咱村子里一领，他们真找去，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还能退货不成？”又一个说“你的事儿俺们掺乎不上，反正你得自己拿主意。要是小芳同意，你们俩就走吧。到那里不是混一口饭吃呢？”
  在这样的情势下，郑家老二自然有了计划。再见到小芳以后，两个人突破了严防密控，避开诸多耳目，又到了后山的木头垛上坐了下来。还没等郑家老二说话，小芳先叫了起来“你他妈的是不是男人啊？!”郑家老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怔怔地看小芳。小芳说“你看我干啥？再看也不还是那个样儿？你带我走吧!你不带我走我爸和我哥肯定把我们俩给别黄了。”郑家老二点点头，说“你同意了？”小芳狠狠地掐了他的大腿一下，掐得他嗷嗷直叫。两个人立即定好了时间，就在明天下午。
 
  小芳回到家里悄无声息地收拾好了行装，想着是私奔，就一切从简了。她打定主意还是要回来的，因为有份正式工作在这里，家也在这里，爸和哥只是反对她搞对象罢了，又不是不许她活了。郑家老二回到家里也收拾了一下，身上没有钱，走遍了盲流屯也只借到一百五十块，人家一听说他要带小芳跑，都说没有现钱在手里了。再回到家里，赫然发觉家里多了几个陌生人。
  这几个陌生人满脸凶相，怀里揣着刀子，刀把子露出一截在敞开的衣服外面，坐在炕上凶巴巴地板着脸。见了郑家老二，冷森森地问“你姓郑？”郑家老二说“恩，你们是……”他们说“别管我们是谁，你这个臭盲流子!”上来就是一拳，打得郑家老二眼冒金星。郑家老二一边抵挡一边缩到炕里面去了。那个人拿刀子一笔，问“你知道我们是为啥来的吗？”郑家老二说“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再打。他们人多势众，把郑家其他的人堵在外面，把郑家老二堵在里面，打得他鼻口窜血，整个盲流屯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的。他们又问“知道我们为啥打你吗？”郑家老二仍说不知道，他们又打。
  然后他们丢给郑家老二一块破毛巾擦脸上的血。这时候电钳队长老赵出现了。凑近了。看郑家老二那脏不拉唧的脸。郑家老二的脸被打得变了形，但眉目仍旧是清秀的，一双眼睛虽然流了血，但目光还是镇定的。电钳队长看得又是气不打一处来，饿狼一样扑上去，揪住了他的脖领子，狂叫“你妈的再缠着我妹妹我整死你!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郑家老二仍是不说话，也不挣扎，任凭他叫着。电钳队长叫了一气，没什么力气了，再看郑家老二的眼神，仍是视死如归的，心想这盲流子还行，还挺有志气的，对自己的妹妹还算忠诚。然后他又猛然明白了，这盲流子靠吓唬是吓唬不住的，只要自家妹妹心甘情愿，他想带走就随时带走了。
  后来电钳队长把其他的人都支了出去，只留自己和郑家老二两个人在屋里。然后，象变魔术似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七百元钱来，塞到了郑家老二的手心里了。
  这七百块钱是郑家老二两个月工资的数目，在这两个月里，郑家老二上下班骑自行车要走一百二十次，下井和爬上来也是一百二十次，累积爬台阶三万六千阶。在这两个月六十天里，郑家老二将有九百六十小时在与世隔绝的深邃、漆黑、潮湿的巷道里奔爬。在这九百六十小时里郑家老二的心跳大概是四百零三万两千下，大概挥舞翻煤的铁锹三百四十五万六千下，流出的汗水大概是八万六千四百多毫升。这七百元钱是郑家老二当农民时几乎一年的收入，够他买五毛钱一包的草原牌香烟一千四百包，如果一天抽一包的话，够他大约抽四年。所以七百元钱对郑家老二来讲绝对不是个小数目，相反，这是个大数目，也是个最实在的东西，是白花花的钞票，是他背井离乡从农民堕落为盲流的终极目标。因此他不得不动摇了。他动摇的时候心里突然剧痛无比，像是有什么东西要裂开了一样。然而，最终，却没有什么东西裂开，相反的是，他看见自己的五指是并拢中的，将钱紧紧地捏在了手心里。他鼻孔翕动，一滴未擦干的鲜血垂落了下来，啪的一声溅在了炕席上。
  小芳的哥哥电钳队长说，“拿了钱，你就永远不要和我妹妹见面了。”
  郑家老二没有说话，把身子蜷缩了起来，头藏在胳肢窝里，压抑着，吞咽般地哽咽了起来，象狼一样干嚎着。
 
  第二天下午，小芳拎着个旅行包在木头垛旁边一直等到天黑，却始终没见到郑家老二出现。直到月亮爬上来了，周围的树梢叶子上面都落了一层清辉，她才远远看见有矿灯光闪动。走得近了，她才认出来的人其实是自己的哥哥。
  电钳队长冷笑着说“你还傻等啥？他不会来了。他花了七百块钱把你给卖了!”
  说完这话，电钳队长突然哭了起来，五尺高的汉子双肩耸动，手里的矿灯一下字摔到了地上，摔得粉碎，四周又只剩下清冷的月光了。
 
  就这样，顽强的五九人又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与盲流屯的风波里取得了胜利。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胜利却很少有人去津津乐道，好象赢得并不光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