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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三城：愿情话响如雨声，亮如日色

这个五月，我看了顾蒋夫妻合作的《立春》，想起了零五年的那个三月，我在深圳。体内怀有野心和幻梦，体外却没有具备相应的盔甲和护网，只有柔弱的男孩子的皮肤和毛发，他们本应该与别的皮肤和毛发进行美好的交汇摩擦，却被粗俗的尘烟蒙蔽侵扰，最终本应该流向它们的意义和完满流向了不可知的地方。
在这些意义和完满彻底流失之前，我看了《孔雀》，以忧伤渗透血液，滋养骨肉的《孔雀》。很喜欢很喜欢为了使降落伞鼓涨圆饱起来拼命踩自行车的那个张静初，空气里纷纷飘扬起无数只有诗人和歌者可以看见的精灵，环绕在她身体四周，热烈地亲吻她，渴望进入她体内挥洒朝圣的激情。
又是诗人又是歌者的张楚如此抒发烈火少年之梦：面对我前面的人群，我必须穿过而且潇洒。他还如此呐喊：姐姐，带我回家。
张静初在电影《孔雀》当中的身份之一正是“姐姐”。姐姐，多么美妙的词语，她有明眸皓齿，粗辫细腰，还有一朵一朵燃向梦之塔的风情。这个时候她多么迷人。但后来她的弟弟被岁月改变，她身边的所有人都被岁月改变，她也一样。
“姐姐”最终湮没在时间的浓雾里面，起初还能嗅到一点隐忍不甘的气息，但后来连这点气息也不见了。离开深圳之后，经过夏天和秋天，时间之车触碰到冬天的轨道。我去了南京。在无助的时候，打电话给正在和一个外地男子同居的姐姐，让她带我回家。她曾经像《孔雀》里的张静初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女孩，如今她也被改变了。
又过了几个春夏秋冬，她最终和那个外地男子结了婚。我很少打电话给她。最近的一次便是这个五月，她似乎准备好要成为一个母亲了。而我呢，似乎也准备好又一次成为一个企图靠投奔远方来改变一切的赌徒。

义乌：将眼神遗失在上麻车西

火车在凌晨到达义乌。黑暗中有出租车司机走过来拉客，我被拉走了。
在车上，司机说到他怀孕的妻子，说她抽烟，这令他气恼。在一条寂寂无人仿佛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走过的街道上，他停下车，说这就是我对他说的地方。我下了车，找到对应的门牌号码却找不到对应的画廊名字，我决定先等等看，等上班的时间到了，再敲门问个确切。这么想着，我便坐下来等，瓷质地板冰凉，但我认为它们一点不杀风景，我的心是平和微热的，眼神也是，一种对新生活充满期待的眼神。我用这种眼神等待时间静静地逝去。
但静坐着，便感觉到了冷意和睡意，就站起来走路，起初在能看到行李的范围内来回地走，后来我走出这个范围，走向未知的前方，真走运，没走多久就看到了我要去投奔的那个画廊。
敲门进去，在满墙满壁的油画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老板，因为在火车上度过的夜晚实在没有睡好，突然掉进一个不怎么安稳的睡眠状态又突然惊醒。
老板来了，叫我坐上那部运送油画工具的小卡车，开到一个地方把它们卸下，再开到一个地方，把我卸下。这个地方便是“上麻车西”，公交车站牌上如此写着。
这就到郊区的画室了。我兴奋地拿起笔，画下我的油画处子作《持花的女孩》。但老板扫了一眼便说这种画是没有市场的。后来他叫我去做一些与画画无关的事。他的言行使敏感脆弱的我受到伤害，那么直接，犹如刀剑，连盔甲和护网都要被刺透了，何况是皮肤和毛发，野心和幻梦被击中是无法逃避的。
我知道我这一次的理想出走又失败了，但我仍然懂得将它当作一个插曲 ，心安理得地拿起相机跑到画室外面的果园里去。在那里，我吃到了多年未吃的野草莓。世界有时真是可爱神奇，你永远猜不到它会在什么时候给你一个大惊喜。眼前的野草莓让我遇见了过去的我，那个还是小男孩的我，还有过去那个还是少女的姐姐。姐姐弯着腰，在细长的刺藤中找寻野草莓那鲜红欲裂的果实，而我蹲在她身边，用一种极为神圣的目光看着她。姐姐把摘到的野草莓放到装着水的瓷碗里，叫我吃，自己则坐到镜子前，梳理被植物和小虫子接近过的头发。
那是人生最初的良辰美景，那时候我的世界除了甜美和安好，似乎就没有别的了。我贪恋着眼前的野草莓，将自己滞留沉醉在果园里。但我清醒地知道我必需离开，即使那个在晨光里摘野草莓和野药花的老奶奶骄傲地告诉我她今年九十岁了，而我挺想让她再告诉我一些别的，比如这九十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人出现过。希望她能告诉我一些沈从文式的朴素温暖的浪漫情事，我想她一定能做到。但我什么都没有问，任凭老奶奶以自己的步伐消失在果园的的尽头。
我必需离开。即使果园里的野蔷薇正开得盛大。

高安：假如你在康复医院等我

离开义乌，我回到家乡。书桌上放着几封信。有一封是北方一家中学生杂志寄来的，打开来找到自己的文章，是一个在很久前写的小说，关于少女的初恋。我几乎已经忘记向这家杂志投过稿，如今收到白纸黑字的杂志，说明我的确投过稿，而且投对了。
做与不做真的会不一样吗？我记得我曾经向你袒露过我的情怀，但你摇摇头，叫我保重，然后走掉了。我拿出手机，看自己以前发给你的短信。“小草莓，下午可以骑车过来一下吗？”“小草莓，下午再去摸田螺吧!”“小草莓，难道你走丢了？为什么不回短信？”
小草莓，家乡的人群里没有你。所以我只能把我给你拍的照片从电脑里拖出来，送去冲洗店。从冲洗店里出来，我站在大街上，不知道可以去哪里。不远处停着一辆黄色公交车，目的地是一个工业区，离康复医院很近。
你会不会在康复医院等我呢？我不知道，但我毕竟是上了车，来到康复医院。我发现这里的野草莓还在开花，还没有结果。栀子花也在开，刺果还是青涩的。这里的一切都不是成熟的，但我该介意吗？
不，我自己也不是成熟的。我甚至永远也不会成熟。我本是可以成熟的。十七岁那一年我在康复医院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你正在快乐地荡秋千，你身边站着一个男人。你们大声地笑着，大声地说着情话。
你那么快乐，但那个男人后来还是离开了你。我以为我可以替代他，或者只是变成他，和他一样成熟，富有魅力。你日复一日地坐在柳树下流泪，我悄悄地走到你身边，递给你一块白底上绣满红色草莓的手帕，是姐姐的杰作，她把它送给我，而我把它送给你。
我很想知道，这块手帕现在怎么样了。我独自面对着你从前在康复医院住过的屋子，看到你的窗前像从前一样开满了石榴花，假如一夜之间石榴突然成熟发出怦然落地的声音，远方的你会听见吗？
远方的你，窗前是怎样的风景。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以至于把写信的心情都毁坏了。还是太美丽，美丽到一旦落笔成信，信上可见的每一个字都金光闪闪，将刺瞎收信人激动的眼睛。

东莞：用暴烈追寻温柔

离开康复医院，我收拾行李，出发去东莞。
在即将停靠在东莞之前，火车开始减速，这个时候我看到窗外的树，觉得它们就像是电影里的树。在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里，也有这样一片生长在亚热带的树，它们没有语言，没有争吵，不懂阴谋，不懂疯狂。从树下走过的人却刚好相反，什么都有，什么都懂，唯一没有的是树的宠辱不惊，唯一不懂的是如何像树一样永远无怨无悔地忠实于它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
后来从火车上下来，我走到树下。 我提着黑色公文包，穿着白色衬衫从树下走过。像我这种打扮的人在东莞真多，但他们不会像我一样停下来，抬起头仰起脸，让树叶上的雨滴轻轻地掉到眼睛上。
是的，我依然是骨头轻得一塌糊涂的人：遇到一个漂亮女孩，就会想要和她建立一种伟大而纯洁的友谊，从而窃取她身上埋藏的种种故事。有一个女孩对我说她不能吃苦。我问她在东莞呆得好好的中途为何离开。她说因为她的男朋友病死了。在她坐上公交车离开后，我一直在想：那个病死的男孩一定对她很好，把她当成公主，他的溺爱培育了她不能吃苦的心。后来有一天我坐在图书馆的沙发上发短信给她，说我正在酝酿一个爱情故事，她回话说一定要尽量写得浪漫。她的这个建议让我感到有些不爽，仿佛我注定会写出一个不够浪漫的故事，注定辜负她。
东莞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吗？一定是有的。比如那些并肩走过树下的男男女女。比如公园里刻在竹身上的情话。我曾经一度流连于东莞的公园，荷花开了，蓝莲花开了，拍婚纱照的新娘新郎笑了。喂金鱼的大人小孩也在笑。公园是大众的游乐场，融合着平凡人的浪漫与欢喜。也有人聚在一起分担着生活的苦闷忧愁。
那些从来不去公园的人在做什么？工作？赚钱？也或者是在秘密地恋爱。我知道的，在节奏像人心一样凶猛的城市里，存在很多种形式的爱。
马尔克斯说爱是艰难的，里尔克也说爱是艰难的，但我想他们一定都羡慕兰波那么早就开始激情四射地爱了。
兰波的全集是我的行李之一，带着它，我在三个城市之间辗转。我希望遇见你，对你大声地说出他在书信里对他的情人说过的话。
东莞的雨声很响，义乌的日色很亮，但亲爱的你知道，无论在那里，情话都可以很响亮，并且可以拥有暴烈的雨声和日色完全没有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