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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恋绿色与和平生态报告

湖南卫视“走近同性恋”

      公元2000年12月20日晚20时，来自北京的大学教师崔子和画家石头以公开坦露的同性恋者身分出现在湖南卫视大型谈话栏目《有话好说》的现场。尽管同他们一起出席谈话的嘉宾还有中国社科院同性恋课题专家李银河，但是在现场，他们既不是“问题人物”，也不是“研究对象”，而是平等对话、立场坚定、思想敏锐的讨论者。
      该栏目的编导胡双锋、梅红蕾和主持人马东，在策划这期节目的当初就立意把同性恋话题放在一个“不是罪过，不是病态，不是道德腐败”的科学前提下进行。从一年多的策划到两个小时的现场录制，他们既不抱偏见，也不是猎一时之奇，从而把节目制作得平心静气，有理有据，充分体现了电视媒体应当具有的科学、民主、求知、探索的良好品质。
      节目播出的当晚，很多人聚在家里、酒吧里屏息凝神地观看节目，待节目播完后与身边的亲朋好友讨论同性恋话题直至深夜。也有人拔通电话，向节目制作者表示感谢和祝贺。当晚在湖南卫视值接电话的编导胡双峰，在节目播完的一个小时之内就已收听电话80余个，其中有三分之一是非同性恋者打进来的。有关这一话题的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讨论，以此栏目为契机，正在深入下去。
      有人说，湖南卫视正是用“走近同性恋”这一开放平等的姿态迎来了崭新的纪元。

《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和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

      公元2001年4月20日，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不再把同性恋统划为病态。一时之间，各种媒体纷纷响应，相关报道、访问、讨论连篇累牍。
      其中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凤凰卫视在“两会”期间《新闻直通车》节目中的报道和该台《名人面对面》节目中许戈辉对李银河、崔子恩的访问。这些信息与讨论立即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同性恋族群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许戈辉、李银河、崔子恩收到许多同性恋者写来的信件或打来的电话，向他们倾吐初步受到社会认识的喜悦，以及对自身前景的展望与担忧。
      应该说，《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还仅仅是中国社会向性倾向平权平等的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

同性恋者，作为一个词，锁定一个物种

      公元1869年，德国人本肯特（Benk Kert）首次用Homosexuality（同性恋者）一词来定义人类中的一个种群。这个命名在欧洲和北美洲受到普遍认同之后传入中国，遍译为“同性恋者”。潘光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翻译霭理士《性心理学》并作译注及附录时使用“同性恋”一词来泛指人类社会并不陌生，然而却从来没有正经对待过的同性恋现象。1987年，由费孝通笔荐的这部《性心理学》译注本（1946首版）在初版问世40年之后，重刊于北京三联书店，此后不断再版，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的众多译本一起，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中国本土化，产生着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同性恋者”是指“与同性持续保持性活动的人（包括欲望和性行为）”，在一个对男女两性性事讳莫如深的“情爱大国”，直截了当地把中心词“情”替换下场，使“性”当仁不让地登场亮相，而且是以同性为性对象、性伙伴，表现了最早把这个词语及其含义引进中国的现代学者的一种探索和追求。
      环顾中国历史，有被男性皇权中心制文化书写的贞女文化、烈女文化、淫女文化，和同样被它书写成的男宠文化、优伶文化、相公文化、太监文化，但没有男女平等平权文化，没有独立的女性文化，更没有自我书写的同性恋文化。“同性恋者”，像女性主义者所使用的“女人”一样，不应该再沿袭早就存在的那种人际和性际意义，而应该以科学的审视，现代文明的先进文化架构，形成一种崭新的身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类全新的性别。这种理解，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知识界所接受。

现身或者站出来：“我是同性恋者”

      公元1991年10月，中国同性恋者唐立彬和雷欧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时正式向媒体公开同性恋者身分。1992年12月，叶光伟在加拿大电视网公司和英国BBC广播公司“现身”，公开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者身分。1994年，吴春生和万延海向香港等地多家媒体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身分。1996年6月宋歌、崔子、于秋生、韦利民、沙啦啦、江新等20位同性恋者在香港因《我们活着》一书公开出版而表明了自己的性取向。与此同时，童戈、崔子恩等几位作家因《他他她她的故事》一书在香港出版而艺文现身。
      十年之间，中国同性恋者由冲破巨大的社会阻力，勇敢地“自我牺牲”的个人悲壮现身，到不无自怜与自恋色彩的集体现身，再到平静而理论准备充分的自豪现身，体现了同性恋者自我认同和自身建设的逐步深化和完善，也体现出同性恋者与社会体制、主流异性恋人群以及媒体之间关系的变化。他们认为，现身或站出来，向社会，向亲人，向朋友，向同事，向大众媒体讲出自己的性取向，既是尊重自身，也是帮助主流社会摆脱无知和偏见的必经之路。
      崔子还认为，如果说“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名词宣告了一个种族的诞生，那么，站出来直面世人，说“我是同性恋者”，就是把那个名词和冠名它的种群从受冷落、受歧视的异类地位“拯救”出来的第一步。
      从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走近同性恋”的录制现场来看，特邀嘉宾入场前，现场发言观众频频使用“同性恋患者”这一错误名词，反对同性恋者的发言既坚定又不留余地。自从崔子和石头“现身说法”之后，现场观众的发言和态度发生了急骤的变化：首先是“同性恋患者”这一称谓悄然消隐了，偶尔有人习惯性口误说出它来，也会马上向现场嘉宾道歉，以示对对方及自己的尊重；其次是“反对的呼声”愈来愈少，愈来愈弱，最后，82名现场观众中只剩下两名坚决的反对者，尽管如此，他们也补充说，他们理解同性恋者，只是反对的立场仍未改变。

同性恋者社群（A）：从“游牧”到“支部”

      回溯中国同性恋文化进程，现身者唐立彬认为，不能用异性恋文化的“粉饰”习俗来对“渔场”文化忽略不计。他指出，在中国同性恋文化尚未进入文字印刷、绘画、行为艺术、电视、电影、网络的“自觉”之前，就已经“自发”地在以公厕为圆心、以公园绿地为半径的空间悄然展开。以北京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年“西单墙”公厕，80年代上半叶的“东宫西宫”，80年代下半叶以后的西苑三角地、东单公园、白家庄、大北窑、六铺坑一带的公园和公厕，1995年以后的三里河街心花园，为同性恋者人群内部的交流和认知提供了最具广泛性和大众性的“私空间”。
      在这种“私空间”里，许多同性恋者首先遇到的是一个相互现身的问题。这里的经典提问是：“你是么？”被提问的人无论是胆颤心惊还是气定神闲，都必须向一个陌生人作经典回答：“我是。”这是他们面对外界最初的公开身分方式。唐立彬认为，这是“现身训练”，很多同性恋者是经过这种训练而加强自觉意识，并增进向社会现身的勇气与自信的。
      与上述的同性恋者“游牧文化”同时出现并同步发展的另一种文化形态是家庭聚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区活动。据唐立彬介绍，北京在1988年到1991年期间，主要的家庭聚会分布在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友谊宾馆、西苑饭店附近某居民小区、和平里某居民小区和崇文门某居民小区中。这类家庭聚会集娱乐、交友、电影作品的录像观摩、心理咨询、信息交流、学术话题讨论、安全性行为教育于一体，在“大家庭”的氛围里传播知识和友谊。
      近几年来，这种形式的聚会得到拓展，并且以地域为区域，自然形成相对固定的聚会场所。有些区域的同性恋者几乎每天都有机会聚在一起，交流见闻和体会，及时解决在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唐立彬称这种长期而固定地点的聚会为“支部”。仅以北京为例，就有西城支部、海淀支部、朝阳支部、崇文支部、宣武支部等多个家庭小社区。这种松散、没有任何政治色彩、非组织化、以日常生活为核心的“支部生活”，在临时家庭的结构样式中，给同性恋者创造了完全坦露、身心松驰、知识资源共享、困境与压力相互化解的无穷机会。

同性恋者沙龙：自修课堂/讨论者/每个同性恋者都是学者

      公元1992年11月22日，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艾滋求助热线010-64266958由青年学者万延海出面主持，并开办“男人的世界”沙龙活动，探讨同性恋者的生存和发展、自我认同和教育社会公众如何面对艾滋时代的挑战等话题。1993年2月14日，该沙龙在北京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媒体广为报道。万延海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同性恋现象的“公开化”。
      1994年，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建立，该项目除去编辑交流资料《爱知简报》，主持人万延海还经常组织小型学术讨论，把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年龄和知识背景的同性恋者的思想、认识、体会和经验及时汇聚，使之变为更多同性恋者可以共享的“财富”。这些讨论，也向性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健康教育从业人员开放。可以这样说，爱知行动项目架设起了同性恋者和学术界进行交流的第一座桥梁。学术界有了正面研究和探讨同性恋现象的机会，同性恋人群也由此使自我认同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科学审视、文化反思的档次。
      1998年，西单柠檬树咖啡屋每周六定期主办同性恋文化沙龙，该沙龙采取专题讲座与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讨论涉及法律、经济、文学、电影、妇女运动、女性主义、同性婚姻等多层面的内容。
      1999年，北京BP99575同志热线也组织不定期的同性恋议题讨论，热线志愿者培训是其中重要内容。
      参与这些沙龙的同性恋者，有人来自地方省市，有人身居北京，有人是为了发布个人的思想成果，作为不挂学者标签的学者，有人是为了提高自我修养，把沙龙活动作为自修课堂，也有人是为了参加讨论，在一些尚未清晰的问题上求得互相探索的机会。
      这些沙龙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即时探讨和解决同性恋文化的当下课题，二是培养和训练了同性恋者自身的学者意识，使关于自身学术由自身来把握和建设，而不是只迷信于有学界身分的“专家”。
      唐立彬说，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专家。

学术读物：从《他们的世界》到《酷儿理论》

      公元1992年11月，李银河与王小波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第一本同性恋研究专著，视角是社会人类学。
      1994年，张北川的《同性爱》一书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立场于性学和性健康医学，全面介绍了国际相关科研成果。
      1995年，方刚的社会纪实报告《同性恋在中国》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因为明显存在文化底蕴不足和炒作同性恋的急就章色彩，出版以后就被学术界和同性恋人群批评为“粗制滥造”和“猎奇”，方刚个人后来也以坦诚的态度公开承认书中多有错误与不足。
      这三部著作出版以后，各界人士多有评论和争议。几年来的评论普遍认为，这三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性恋观念和对同性恋现象认知上的明显缺陷。
      作为修正与完善，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于1998年1月在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并一度成为畅销书。应该说，这部书对中国公众社会的同性恋观念的改变，对同性恋现象和文化的正确认识，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在译作方面，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宗教史学家朱迪丝·布朗的《不轨之举》，探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同性恋现象。2000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先锋译丛”推出《“怪异”理论》和《性别政治》二书。同年2月，时事出版社出版李银河翻译的《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书，提出建立一种新型性别与性取向人际关系的前景。对中国同性恋文化的现状而言，这部书是相当前瞻的。

同性恋者社群（B）：从酒吧到健身活动项目

      公元1994年起，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深圳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陆续开始出现以同性恋者为主要顾客群的酒吧迪厅。像北京的莱特曼迪厅、热点迪厅、黄金眼酒吧、同志吧、城市吧、HALF吧、蝴蝶吧、龙吧，都相继兴盛过。与公园的“全免费”和“支部”的家庭化不同的是，出入酒吧的同性恋者首先要面对的是消费时代的消费考验。因此，当苏茜和吴春生最早在三里屯开辟同性恋者酒吧空间的时候，随之而至的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收入稳定甚或富足、追求安全感和生活品位的“有闲阶层”。早期的酒吧活动，往往集娱乐、交友、沙龙、庆典节日为一体，男女同性恋者在一起活动。到了90年代末年，女同志愈来愈少到这些酒吧去，同性性交易行为也开始出现在那里。
      比酒吧文化更早兴起的是公浴文化。自1976年起，北京的珠市口、西直门、新街口、永定门、地安门一带，就出现了多家同性恋者云集的普浴或桑拿浴室。港台语汇中，这被称为三温暖。有很多有识之士拒绝投入该项消费，主要原因是认为浪费水资源。
      与酒吧消费文化保持距离的同性恋者联谊活动更为活跃，从1998年起组织了同性恋者卡拉OK大奖赛、北京——天津男同性恋者排球友谊赛、AA制郊游等活动，吸收了很多固定和临时的俱乐部成员。
      2000年7月，由北京BP99575同志热线倡导主持的羽毛球、排球健身活动项目正式“开张”。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的球类运动，吸引了京城广大热爱健身活动的男女同性恋者。在运动现场，同性恋者们健康、活泼、和平、友善、互助、互爱的阳光品质，得到了充分展现。有人说，有望从这一活动中诞生一支素养素质优异的“中国队”，去参加四年一度的“全球同性恋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

桃色：中国同性恋文学色

      公元1997年2月，香港华生书局出版了由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作者创作的小说集《他他她她的故事》。以同性恋者身份出现的大陆作家崔子、童戈、石燕等的小说作品公开亮相。
      1997年5月，香港回归前夕，中国大陆第一部当代同性恋长篇小说《桃色嘴唇》由香港华生书店出版，迅速行销港、台、北美等地区。该书出自北京作家崔子恩（即崔子）之手笔。该书在大陆一直因其同性恋题材而受到十余家出版社的拒绝。只有大型文学期刊《莽原》在1999年第一期的“崔子恩小说”专栏中选载了该书的前半部分，崔子恩本人戏称它为“洁本”。
      《桃色嘴唇》的出版，在全球华语读书圈引起了很大反响。香港《明报》、《亚洲周刊》、《信报》、《快报》、日本《朝日新闻》等多家媒体刊文介绍与评介，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权威书榜“一周好书榜”收录该作，并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系主任王德威教授作评。《桃色嘴唇》不仅在大陆同性恋者的内部引起较大的反响，而且在纯文学圈为同性恋文学赢得了一席之地。
      1997年年底和1998年年初，香港华生书店相继出版了大陆作家童戈的小说集《好男罗格》和崔子恩的小说集《三角城的童话》。《好男罗格》以其生活化的表现和讲故事的传统笔法，受到同性恋人群的喜爱。北美网络杂志《桃红满天下》对该书和《桃色嘴唇》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予以大力肯定。《好男罗格》一书中的《战地》，被译为英文在美、英的主流媒介作为“反战文学”作品刊载。该书也一直被国内外一些网站推出。《好男罗格》的畅销书品质，进一步将中国当代同性恋文学推向了公众社会。
      1997年10月，苏童长篇小说《碎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一定限度地涉及到同性恋主题。
      1998年5月，崔子恩在内地花城出版社出版两本酷儿理念的长篇小说《丑角登场》和《玫瑰床榻》，全面涉及同性恋、变性者、单性家庭、同性恋哲学等领域，引起国内20余家媒体的关注。但是，由于其文本的实验性和文字的深奥费解，影响基本止于文学界，并未在同性恋社群中引起多大反响。
      1998年2月，王小波小说剧本集《地久天长》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东宫西宫》的电影剧本，话剧剧本和相同内容的短篇小说《似水柔情》。其中小说文本被同性恋者群落公认为三种文本中的最佳者。
      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第一部女同性恋题材长篇小说《迷情的日子》，作者为自由女作家格子。作品写得优美而抒情，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桃色，作为正统观念中的丑闻和绯闻颜色而受到白眼。崔子恩、童戈和继起的网络同性恋文学作者们却以它作为底色，开创出中国文学历史前所未有的崭新语境。这些同性恋作家以时代意识主导创作的作品，不仅使人强烈感受到文学题材的开拓，也让人以异性恋心态读出他们从心灵和情感的深处表达中国同性恋者优美、良善、纯洁、高贵品质的愿望，他们的这种创作悄然改写着社会的偏见强加在同性恋者身上的丑闻或绯闻色彩。

聚会：从香港到北京

      公元1994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自然辨证法协会主办、邱仁宗研究员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龙泉宾馆召开，全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到会，有同性恋者代表列席会议。会议最后形成了致相关学界和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的公开信，呼吁全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
      1996年12月，香港十分一会主办首届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内地同性恋者吴春生出席。
      1998年2月，香港同志交流会议主办第2届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内地代表万延海、叶光伟、崔子、苏茜、小培等人出席，性学专家张北川以特派员身分列席。会后，华生书店出版了大会文集《华人同志新读本》，大陆同志议题作为最重要的篇章“归档”于历史笔录。
      1998年8月，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的50多位男女同性恋者在北京西山大觉寺聚会。这种拟定了中心讨论话题、自发组织的同性恋者联谊活动，在全国还是首次。这次聚会讨论了中西方同性恋历史的现状的差异、中国公众社会对同性恋认识上的变化、同性恋者应该怎样追求更健康文明的自我认同、预防艾滋病并开展志愿者活动等重要内容。据对这次会议给予了密切关注的有关学术界人士介绍，这次以有着较高文化素养、多年关心预防艾滋病工作的同性恋者为主组织的活动，充分反映了他们在争取社会认同时对中国国情的自觉尊重。该次聚会采取无标题冠名、无主席、无组委、人人平等的方式，活动内容严肃活泼。来自美国的女同性恋者罗丽莎和艾瑞凯向每位代表赠送了彩虹旗佩徽。
      1998年10月，全国女性同性恋者在北京聚会，并开始设立北京活动中心。
      1999年7月，第3届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在香港举行，大陆代表Kim、叶光伟等人出席。
      2000年11月，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和《朋友通讯》编辑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同性恋和艾滋病教育研讨会，同性恋者代表唐立彬、二言等20余人参加。会议主题是：关注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预防。
      在有关的自我交流和与异性恋人士尤其是与学术界人士的交流场合，异性恋者一致反映，中国同性恋者代表普遍表现出良好的心理素养、文化素质，和面对全球一体化的人类进程的自信与充沛底蕴。

同性恋者社群（C）：从同志热线寻呼到女同志联谊中心

      公元1997年，苏茜、比利、阿平等人在北京自费开通010-68338800-99575寻呼同志热线。这条民间热线面向全国，每周二、四晚7:00—10:00、周六12:00—18:00开通，由经过多层次培训的热线志愿者咨询员轮流值班，回答全国各地同性恋者的求助咨询。截止到2000年12月31日止，该热线已培训志愿者40人次，接听咨询电话9300人次，是中国男女同性恋者最大的信息、心理、艾滋病预防咨询核心。
      据咨询负责人肖雅介绍，围绕着BP99575热线咨询活动，沙龙、健身活动项目开展、不定期的艾滋预防宣传材料分发、安全性行为教育以及安全性工具分发等工作，使相关社群逐步建立起健康、有序、民间、民主、互利的生活理念。那些通过电话获取资源的边远地区、外省区的同性恋者，也或多或少地起着连结和教育他人的积极作用。
      1998年10月以后，在万延海等人的协助下，北京女同志联谊中心在积水潭附近落户。1999年，她们拥有了独立的BP热线电话010-66802266-72930（每周二晚7:00—10:00开通）。据石头介绍，女同志社区就此正式形成。她们不仅举行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同时也接待海外来访的女同志，回应媒体采访，积极筹备艺术创作项目。

网络新空间：文学/信息/交友/讨论/服务

      互联网的出现，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崭新的沟通渠道和发言空间。同性恋者在网上交流生活体验，发表文学作品，就同性恋话题进行各种学术性探讨，并通过网络寻找志趣相投的朋友。据在同志圈内颇有影响的“广州同志”网站的统计，内地同志网站及以内地同志为诉求对象的各种华语同志网站或网页，总数接近300家。这些网站有的侧重学术研究，有的侧重文学艺术，有的侧重资讯交流，对同性恋者的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广州同志（www.gztz.org）、爱情白皮书（www.gaychinese.net）、花醉红尘（china.reddust.net）、男风（www.chinarainbow.org/nanfen）、拉拉俱乐部、紫凤凰、阳光地带（www.boysky.com）、同言无忌（www.yifanbbs.com）等。

舞台上的演出：不止是译作

      公元1990年5月，由刁亦男编剧，张杨导演，贾宏声、郭涛主演的改编话剧《蜘蛛女之吻》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上演。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探讨同志主题的作品。该剧从编、导、演到舞台美术、灯光设计，均为上乘。
      1996年，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的话剧《东宫西宫》在境外上演。
      1998年4月28日-5月25日，冯旭编剧、田沁鑫导演的古装话剧《驿站桃花》在北京人艺小剧场公演。由高志东饰演的汉武帝刘彻与何子然饰演的司马迁之间存有深切的同性相爱的“自然情怀”。该剧表现了这种“自然情怀”与“个人尊严”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部戏广受好评，被一些同志观众视为同志戏剧。
      1999年5月，陈兵导演的萨特名剧《间隔》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上演。该剧主人公伊奈司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在剧中，她爱上了另一个女主人公埃司泰乐。
      2000年5月7日，法国作家让·热内的名剧《女仆》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导演林荫宇全部使用男演员来扮演剧中女男角色，在艺术探索方面达到很高水准。用男演员来扮演女角色，让·热内的本意。这样的演出，滥觞了剧中的女女同性恋情结，把它歧义为男男恋情以及女性化的男人们如何在黑暗中获取光明的主题。
      此外，牟森导演的《我爱XXX》，郑重导演、杨青主演的《面对面》，林兆华导演的《三姊妹·等待戈多》，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触及到同性恋主题。

民刊：《爱知简报》、《朋友通讯》和《天空》

      公元1994年，由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现代健康人类学系负责、课题主持人万延海编辑的内部交流资料《爱知简报》开始不定期编发。这份交流资料以同性恋者为本位，分别编载过许多知识性、策略性、思想性很强的专题，如：精神卫生和性倾向研究专辑一、二、三，同性恋和基督教文化研究专辑，艾滋病与性安全教育研究专辑，性别和性倾向研究专辑，纳粹德国和同性恋研究专辑。该刊除去在民间交流外，还向政府相关部门、学术团体免费赠阅，对同性恋文化的传播和教育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该刊已与爱知行动网站www.aizhi.org携手，在网络与纸平面两种传输模式上影响着中国同性恋者甚至许多异性恋者的思想。
      1998年，作为青岛医学院性健康干预项目的《朋友通讯》在青岛问世。其宗旨是“弘扬科学、促进健康、倡导爱心、共建文明”。该项目负责人之一张北川以非同性恋者的专家身分从事同性恋课题研究和性健康社会教育活动，为争取全社会对同性恋人群的科学认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朋友》基本采取以专家为本位、以同性恋文化和艾滋病防治为本体的办刊方针，获得了福特基金会以及Barry-Martin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资助。同性恋作家童戈发于《朋友》的文章提出了对同性恋给予科学认同是解放社会精神生产力的问题，并倡导研究以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架构有中国特色的先进同性恋文化的问题。《朋友》辟有严肃的征友栏目“鹿鸣”，为寻求真心伙伴的同性恋者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交友渠道。
      《朋友通讯》项目与中国近2000位同性爱者建立了联系，并在20多个城市有志愿者协助散发资料。顶着来自主办单位的基层压力，截止到2001年11月，《朋友》已编发了23期，在社会上、学术界、艾滋防治领域、同性恋者社群广有影响。
      女同性恋者内部交流资料《天空》于2000年创刊，充满文学性和艺术气息，虽然是黑、白、灰三色印刷，但设计、版式、图片选择、印刷与装帧，都体现了女同志编者的精心和艺术才华。该刊分“访谈”、“论坛”、“电影与女同志”等栏目，内容丰富。

男男男女女女：大陆同性恋电影

      公元1996年，由王小波编剧、张元导演、司汗和胡军主演的电影《东宫西宫》拍竣，并且在阿根廷德布拉塔国际电影节、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斯洛文尼亚国际电影节上共获得5个奖项。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同性恋者现实生活的影片。这部影片具有尖锐的内外在戏剧冲突：“站出来”且极具挑战性侵略性的阿兰，自我认同困难的小史，施虐与受虐，易装表演和精神分析式的性暗示，女囚爱衙役的权力关系，阿兰在女男“两性监狱”中的性别指认。
      1999年，由崔子恩编剧，刘冰鉴导演、杨青和于博主演的影片《男男女女》问世，并在第52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费比锡国际影评人大奖。该片还作为欧洲、亚洲、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27个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在国际影坛引起很大反响。这是中国第一部由同性恋者参与主创的同性恋题材影片。它没有刻意去把同性恋与异性恋对立起来，而是在平和、自然、朴素的日常语态中细心捕捉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处于变数和模糊形态的性爱倾向。该片也涉及到公厕这一概念和空间，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某一个人群的特用场所，而是在公厕文化的全民化视点上来把握和运用。
      2000年，由李玉编导、潘怡和石头主演的影片《今年夏天》拍摄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女同性恋者生活与爱情的电影。该片的主线是三个女孩之间的情感纠葛。还有一个重要情节来自于“妈妈”：她被丈夫抛弃之后如何生活下去。该片采用16CM胶片，片比1:3，前期拍摄用了20多天时间，整体投资40万。这部影片已在2001年意大利威尼斯国际影展上获得艾尔维拉·娜塔丽奖。
      2001年，由英未未编导的女同志题材记录长片《盒子》完成，并参赛中国首届独立民间映像节，获得广泛好评。由崔子恩编剧并导演的两部DV媒材的同性恋影片《旧约》和《丑角登场》粗剪完成。由他编导的短片《MASS》也应邀参展了中国首届独立民间映像节和2001北京国际新影象作品展。
      在中国电影中，一定程度涉及到同性恋题材的还有陈凯歌编导的《霸王别姬》、何建军编导的《邮差》、康峰编导的《谁见过野生动物的节日》、王光利编导的《处女作》。
      另外，由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教师黄磊主演的台湾电影《夜奔》已于2000年10月在台湾公映。该片的大部分外景都是在中国大陆完成的。另外一部由网络小说《北京故事》改编的电影《蓝宇》，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执导，内地演员刘烨和胡军主演，已经于2001年作为参展片在法国嘎纳电影节上展映。

一向的关注：来自平面和广播主流媒体

      公元1985年，《祝您健康》杂志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
      1992年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电台对同性恋信息进行报导，万延海担当主持。
      1993年，万延海、李银河、刘达临公开发表多篇文章，探讨同性恋主题。
      1995年，《人之初》杂志发表同性恋者自述《渴望幸福的爱》。
      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由精神卫生科普报纸《精神卫生通讯》就是否应该将同性恋剔除出疾病分类进行了连续７期的讨论，共发表了20篇文章。这是大陆媒体第一次就同性恋现象展开公开辩论。
      1998年3月27日《南方周末》“周末消息”版发表魏宏岭的署名文章《关注同性恋》，几乎以一整版的版面对同性恋文化现状进行综述。
      1998年5月2日，《陕西日报》第6版发表李银河的《中国的同性恋者》长文。《大时代文摘》（深圳）当即予以头条转载。
      1998年6月，《希望》杂志由崔子恩担任特别策划、郝佳责编的“特别策划”《认识同性恋》刊出。该专辑以长达20个版面的篇幅，分“同性恋学说”、“大家看同性恋”、“同性恋传真”、“同性恋小词典”和“同性恋小调查”五个专题，较为全面、认真、系统地评介和讨论了中国同性恋课题。学界知名人士李银河、张北川、潘绥铭、刘达临、周华山、马晓年，同性恋议题活跃人士方刚、李宴、叶光伟等人，在这个专辑中都有发声。
      1998年7月，《南方文坛》杂志发表王干《在风中言语 在风中倾诉》，评介同性恋小说《桃色嘴唇》。
      1999年2月，《风采》杂志以《人人都是变性人》为题，发表对酷儿文学作家崔子恩的访谈录。
      1999年3月，《计算机与生活》杂志发表崔子恩《酷儿狂欢节和打造欲望新地图》一文。
      2000年元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创刊号发表崔子恩《一部电影的诞生》，介绍同性恋电影《男男女女》的思想立场和拍摄历程。
      2000年5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C版以“模糊男女”作标题，以全部篇幅探讨同性恋文化在文学、美术、时尚、娱乐、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与渗透。李银河、郑新蓉、荣维毅、崔子恩、万延海、石头等人都有文章发表于此。
      2000年5月，《华声月报》发表《中国同性恋新调查》。
      2000年8月，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与全国性病麻风病控制中心合办的《性病情况简况》发表文章《读“朋友通讯”的感想》，指出《朋友》在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用。
   2000年8月28日，《健康报》发表头版头条文章《同性恋人群：艾滋病肆虐的角落》。
      2000年12月13日，《文化时报》“天下周刊”以整整六个版面报道“毛宁事件”，探讨同性恋者的生活。
      2000年12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两篇文章，一篇是记者采写的《同性色情浮出水面》，另一篇是万延海执笔的同性恋活动大事记《中国同性恋步步为营》。
      2001年3月，《母语》以20多页的篇幅头题报道同性恋问题，题为《隐性部落就在你身边》。
      2001年3月，羊城晚报集团出版的《新闻周刊》发表大篇幅文章《同性恋也是一种权利》。
      2001年4月，《凤凰周刊》发表崔子、王瑞、阿珊的一组同性恋主题文章。
      2001年6月，《凤凰频道》刊发访谈录《同性恋在中国的命运》。
      2001年7月，《I世界都市》杂志发表专题《同性恋≠时尚》。
      1999年-2001年，《莽原》《花城》《城市画报》《山花》《芙蓉》等杂志分别刊发了一些同性恋题材的长、中、短篇小说。

作者立场

      中国同性恋文化在同性恋者、学者、媒体工作者、作家、电影导演、演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由初级走向成熟。但是，它所遭遇的阻力仍旧相当强大。
      李银河的累累学术成果，对中国人的精神卫生已经在生产着无穷的氧气。但是，在社会科学的正统研究领域，她的伟大研究仍被放置在边缘，甚至被视为异端。
      张北川所做的大量工作无论在性科学领域还是在同性恋者族群中间，都是无可替代的。但是，他在青岛医学院的基层工作环境给他的工作造成很多不便。
      崔子恩的《桃色嘴唇》一书已于2000年4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但出版社迟至今仍不敢予以出版。
      万延海为做同志工作，甚至丢掉了工作。
      很多同性恋者畏惧曝光，原因也还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歧视倾向和行为。李银河在湖南卫社《有话好说》“走近同性恋”的节目现场所说的警察“非法”拘留同性恋者，一些人利用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大行敲诈的情况，仍是屡见不鲜。
      在中国的影院系统，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同性恋题材的影片获得过公开放映。
      在此，呼吁政府和社会民众把“爱护他人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的观念推衍为“爱护同性恋者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因为，也许他们恰好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恰好就是我们的儿女，恰好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因为，他们正用爱慕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在我们享有的享用的精神、艺术和物质资源中也有他们的创造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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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鸣谢：唐立彬   万延海   肖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