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以“男不能奸女、女不能奸男”为准则，那么“男不能奸男、女不能奸女”当然也一点儿没错，但在性需求没有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时就开始说，这不合时宜。

97年废止旧《刑法》中有关流氓罪的模糊条款，变得更清晰。虽然仍然没有任何保障同性恋者权益的条款出台，但本质上的“非刑事化”极大地改善了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一些以同性恋者作为欺侮对象的社会现象在1997年失去了法律依据，同性之间的事情，不再是可以以此为理由拉去蹲大牢的“流氓”。

10年后涉及刑事条款的范先生的提案看上去光芒四射。不过，在什么参照系都还没有的时候，对于床第之事，我们是否总是能判断这是你情我愿，还是你不情我不愿？如何界定强迫与自愿？如何界定青少年？什么情形属于骚扰？什么情形属于侵害？什么情形属于情节恶劣？青春期男孩们在一起玩的性游戏是什么性质？当有人利用这个条款来实施针对同性恋者的侵害时，受害人有无可能获得救济？量刑时以什么为准？男男性侵犯至少可区分为获取肉体快感和炫耀权威等动机，我们研究过是否应对不同的动机给予不同的刑罚吗？依据又是什么呢？会不会由于法官的个人好恶影响判决的公正？会不会在给一部分人谋求公平的同时制造新的不公平？

我想范先生定是思考过这些问题，并且提出了建议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前只是一个提案，还要讨论和审议。这不光是范先生的事情，也是参与立法的代表、专家们的事情，但愿这些立法者们了解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儿，能一碗水端平。但现如今，哪些社会现实显示我们已经具备了这碗水可以端平的条件？或者退一步说我们至少可以期望这项提案会引领积极的社会变革？

我认为，即使上述种种问题都经过了广泛的意见征询、充分的讨论，代表着先进观念的立法者们拿出了公平的条款，但仅此一项条款的出台，在当前条件下也会制造出新的不公平。

占中国人口的2000多万(按国际通行标准下限2%计算)的同性恋者社会少数人群仍然是被人敲诈、勒索的理想受害人，他们中的多数遇到侵害时，甚至连向公安机关求助的勇气都没有。

从微观来看，立法惩治同性性侵犯或许可以还受害人一个公道(前提至少包括：1、受害人敢于求助于法律；2、受害人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3、法官真的搞清楚了受害人并非自愿)。

但从宏观来看，这也为针对同性恋人群的伤害行为提供了可怕的利器。以前，遇到敲诈勒索时，你还可以豁出去说“同性恋又不犯法，你无非把我的隐私告诉其他人让我身败名裂”，现在，他可以告你强奸，多了一个更有威慑力的武器用来实施犯罪。在同性恋者仍是理想受害人的大环境中，这样造成的新的问题会不会比范先生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还要多得多？得与失之间，我们又该如何选择？

这个人群太脆弱了，太容易产生“效益”了，他们是所有人下手的最佳对象。我惴惴地猜测，但愿范先生不是拿这个理想突破口来作文章。

一边厢，范先生建议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行为。一边厢，某位政府高官口头解释《婚姻法》称婚姻不能扩大到同性(尽管婚姻法没有规定必须是异性)。

一边厢，范先生强调“你不情我不愿”的同性性行为要惩处。一边厢，只字不提对“你情我愿”的同性关系的保障。

 翻开今天的《广州日报》(人大代表建议废除高考 破除“分数平等”)，及一篇相关评论文章，发现同样令范先生从众多代表中脱颖而出、成为令众多媒体追逐的明星代表的，还有废除高考的8000字议案。这项提案经过五年的思考、三年的斟酌写作，同时范先生还能提出这项涉及同性性侵害的提案。我心里一直嘀咕范先生是如何来保证提案质量的，唯惊讶其精力过人。(报摘如下)

关于同性性侵害的提案，我只能从记者的转述中看到一二，而看不到议案原文。关乎切身利益的事情，让更多人关注和参与表达，我相信对议案往公平的方向发展，都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说得不当的地方，敬请斧正。

(评论者：本站前站长 若哲)